第一章 3.矛盾性情
茅盾一生照片，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寒風中手捧孔德沚骨灰盒那張。那麵容，真可謂無處話淒涼。
他們的婚姻，得之於雙方祖父某個夏天在街頭的聊天，隻言片語之間，定下親事，其時茅盾年方五歲。老人做主，茅盾的父親不便違拗，隻是請媒人告知孔家，“不要纏足，要教女孩識字”。而孔家並未照辦，纏足一事，因孔德沚反抗，纏了半年而作罷，至於讀書識字，則根本未予理會。到了1916年冬天，已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的茅盾回鄉省親，母親提起了完婚這件事。母親說：“從前我料想你出了學校後，不過當年小學教員至多中學教員，一個不識字的老婆也還相配；現在你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不過半年，就受重視，今後大概一帆風順，還要做許多事，這樣，一個不識字的老婆就不相稱了。所以要問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隻好托媒人去退親，不過對方未必允許，說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為難了。”茅盾母親知書明理，她是用商量的口氣說這件事，雖然“那我就為難了”一語，透露出傾向，但假若茅盾執意退親，亦非沒有可能。然而茅盾並未拿出“新式青年”的態度，他這樣回答母親：自己全神貫注於“事業”，“老婆識字問題，覺得無所謂”，況且嫁過來以後，“母親可以自己教她識字讀書，也可以進學校”。見他做出如上表示，母親就決定“第二年春節辦我的喜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以下所引茅盾語，未另標出處者，皆自此書不贅。）
我們發現，“五四”以來重要新派人物，在婚姻問題上的表現與茅盾類似者，不在少數。
茅盾的不如意，顯而易見。除開並非“自由戀愛”、對方不識字沒文化這兩條，我們禁不住也從“人之常情”的一麵，對他內心做一番猜測。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容貌論，孔德沚實非出眾。而她的個性亦是強硬有餘、柔順不足，通常女性引人憐愛處，在她身上難覓其蹤。韋韜說：“父親和母親的結合，開始並無愛情。”（韋韜、陳小曼《我的父親茅盾》）這句適用於大多數包辦婚姻夫婦的話，在茅盾這裏，我以為還應有進一步的解釋。
有必要提及我初讀《子夜》時的感受。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已到了亂翻書的年齡。這天，從父親書架上找到一本厚且舊的書，紙頁極度脆黃，看見封麵上印著“子夜”兩個字。我打開讀了起來，不數頁，吳老太爺乍到上海從視覺到肉體所受的巨大刺激，同樣淹沒了一個在“文革”禁欲主義氛圍中成長的少年。“薄紗”、“肌膚”、“白腿”、“乳峰”、“滑膩”、“腥紅”、“女人身上的香氣”……諸如此類的字眼，撲麵而來。說實話，我有點招架不住，更主要的是心驚肉跳。我沒敢多看，悄悄放歸原處。之後，每次趁父親不在家，再偷著取出來讀幾頁，並且記住照原來的樣子擺放回去，以免被發現竟然敢偷看這樣的書。實際上，《子夜》中所有涉及性愛、女人的描寫，正是我百看不厭的段落，徐曼麗、吳少奶奶、馮眉卿、林佩珊，包括那個革命女工瑪金，在我看來都很迷人（易為今語，當為“性感”），各自放射其不同的女性魅力，甚至她們的名字也令人妙想遷得。
異性在茅盾筆下展現出來的性感，成為我第一時間對這位作家的印象。後來，讀他晚年所作《我走過的道路》，欣然發現他果然自幼對女性美的吸引力，有敏感細膩的心理。那大約是茅盾十三歲的時候，母親帶他去粟香舅父家歇夏。其中有這段描寫：
每晚八時後，蘊玉和我在線香考試之後，便到三小姐、五小姐的房內玩耍。三小姐、五小姐都比我大。我們去歇夏那年，三小姐大約有十八、九歲了，尚未訂婚。三小姐是個美人，像從最有名的仕女畫上摘下來的，而且不僅貌美，眉毛眼睛都會說話。三小姐自知貌美，還想有才，做個才貌雙全的佳人。家裏雖有家庭教師，但因是男的，粟香不許她和蘊玉同聽這家庭教師的課。三小姐已經識字五、六百，這都是她逼著蘊玉教她的。但蘊玉是個沒有耐心的人，又喜歡玩，不肯專心教三小姐，還把他從父親那裏聽來的話譏誚三小姐：女子無才便是德。
時隔近七十年，茅盾這段回憶文字，仍有少年般的情懷。三小姐的怡人韻致，躍然紙上。美麗之外，點染著脫俗氣質和女兒家嬌憨可愛之態。我更注意到，論年齡，三小姐比茅盾大四五歲，一般來說少年男子對於年長異性不易有欣賞之意，但當時茅盾之視三小姐，目光顯然越乎其年齡之上。我們固不能說三小姐即代表茅盾對於異性的全部審美理想，但與這理想某一側麵相契合當屬無疑。那麼品味一下，三小姐從內到外、渾身上下所散發的風度，較之於孔德沚，曰“相去甚遠”不亦宜乎？
婚後孔德沚仍居烏鎮，茅盾獨自回上海，實際過著單身生活。他似確乎把精力放在“事業”上，這樣過了四年左右。四年中，深知茅盾對婚姻並不如意的母親，一直對兒子所謂集中精力於“事業”抱有疑問。這懷疑，在1920年趨於嚴重。當時，茅盾每每將登有其寫、譯文章的報刊，寄給母親。對此，“母親來信問我：每月六十元的收入總夠花了，為什麼還要寫那麼多文章‘賺外快’？”“言外之意懷疑我瞞著她有什麼活動，例如交結女朋友。”到年底，茅盾稟告母親因忙於接手主編《小說月報》，春節不能回家。這讓母親的疑忌達到頂點；她回了一信，“語氣之嚴厲從來沒有”，她告訴茅盾一個決定，她將率兒媳立即搬到上海，“要我馬上找房子”。
茅盾母親雖是舊式婦女，但好學多讀，頭腦十分銳利，識務處事，明睿過人，鮮有誤判（這一點，魯迅母親不好比；孔德沚之未成朱安第二，多少與此有關）。她一旦做出決定，是毫不猶豫的。翌年春，果然攜孔德沚遷滬與茅盾同住。這樣，茅盾於婚後四年，終於真正過起了有“家室”的日子。但我們看到，《我走過的道路》對於此時的孔德沚，做了這樣有趣的描寫：
晚飯後，我們陪母親談天，一過九點，德沚接連不斷打嗬欠。那時母親就叫我們去睡覺。可是我們進了自己的房，我叫德沚先睡，她頭一著枕，就呼呼熟睡，我則安然看書寫文章，直到十二點以後；這中間，德沚也許醒來一次，見燈光通明，含糊地說了句“你還沒睡？”就又呼呼入睡了。
這段描寫，我們閱之有趣；於茅盾，隻怕正好相反——所體驗到的，是夫妻間的無趣。我們不能說青年茅盾逐日熬夜寫東西、熱衷社會政治活動，目的隻是躲避家庭生活，然而，倘說上述行為當中含著這類因素，應該不算臆測。我們這看法，茅盾母親大約會抱同感。1921年下半年，茅盾參與中共草創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特別是每周晚間有一次會，“從晚八時起到十一時”，加上路程較遠，會後到家，“早則深夜十二點鍾，遲則淩晨一時”。茅盾考慮，若不對母親她們說明真情，而以別的理由搪塞，“一定會引起她們的疑心”。當他據實相告，說自己參加了共產黨，有些會非開不可。母親的回答一針見血：“何不到我們家來開呢？”經過茅盾解釋，母親雖未堅持，然而那提問卻透露了她的猜忌。
茅盾夫婦的生活，以1930年亦即茅盾由日本歸國為界，截然而為兩段。在前一階段，是疏離的狀態——不單心理上，從實際生活的時間狀態看也是如此。1921年到1927年，主要作為職業革命家的茅盾，社會活動繁忙，在外奔波多，居家度日少。1926年和1927年，更是遠赴廣州、武漢投身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後不久，為避風頭，東渡扶桑，一去三載。跟以後比，此時茅盾相當“自由”，他在家庭以外，單獨擁有生活的時間、內容和感受。這一切，孔德沚既不分享，有些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我走過的道路》講述這段日子，時有引人遐思之曲筆；例如有一次，開完一個小會，正逢大雨，“我帶有傘，而在會上遇見的極熟悉的一位女同誌卻沒有傘，於是我送她回家，兩人共持一傘，此時，各種形象，特別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紛紛出現，忽來忽往，或隱或現，好像是電影的片斷。”大約，那正如他所說的，這種生活“除了熱烈緊張的革命工作，也還有很濃的浪漫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