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許多年，主流的文學史評價也有一種“係統默認”式的排座次；對於泰鬥級人物，它給出的順序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如果細分，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個人全能冠軍，郭沫若、茅盾則分別是詩歌、小說這兩個單項的冠軍。現在好了，有人評出二十世紀小說九位大師，茅盾竟然“出局”——連“叨陪末座”的資格都不肯給。假使不用一落千丈這個詞，恐怕真不足以形容。
這個事件，完全不同於對茅盾作品某些缺陷的挑剔，或對他文筆表示不敢恭維。因為，這是放到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曆史下做出的估衡。編選者談到他們工作的緣起、針對性以及標準時說：回顧過去，“我們習以為常的定論”，受製於“政治和學術上的種種偏見”，它們像“重重迷霧”，遮蓋了文學的“真實麵目”；有鑒乎此，他們決意以“純文學的標準”或曰“審美標準”，“重新審視百年風雲，洞穿曆史真相”。
熟悉“新時期”以來文學思潮的人知道，在八十年代後期，青年學者形成一種“重寫文學史”的衝動。在此背景下，九十年代中期出現這樣一套文庫是可以預見的。“重寫文學史”，並非凡屬過去“定論”就一定反其道以行那麼簡單，它的背後，有文學理論、文學觀念、文學價值的更迭。更深入地看，這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重新認定過程，哪些創作與精神可以列入過去與未來間文學的延續性中，將加以新的檢討，製訂新的編碼和索引。
當然，“茅盾出局”始終是一個爭議性極大的問題，仍有許多人——主要是堅持文學舊有標準者以及接受了這種觀點灌輸、自身不具備文學上開闊視野的廣大普通讀者——站在反對的立場。但是，請茅盾“出局”的一方，卻是掌握了未來文學話語主導權或自認為掌握著這種權力的一批中青年文學專家；他們人數不占優勢，但控製著文學史書寫和文學觀念建構。兩相比較，短期內，前者聲勢更浩大，使後者顯得孤立，長期看正好相反，擁有專業製高點的後者，將以持續不斷努力使未來公眾逐漸納入他們的價值取向。
近二三十年，二十世紀不同作家的價值評價變化之大，是極引人注目的現象。如果用曲線圖表示，我們會看到好幾種類型。第一種是穩定、巋然不動地保持在高位，典型者如魯迅、老舍，曹禺亦大致如此（雖然建國後他被認為乏善可陳，但過去水準畢竟堪稱獨步）；第一種是急劇衝高、大幅攀升，這方麵沈從文、張愛玲最富代表性；第三種窄幅振蕩，貌似平穩，細看則支撐力不足，巴金蓋有此相；第四種是久已下滑、長期陰跌、頹勢難改，郭沫若便在此列；第五種卻是忽遭打壓而破位下行，且趨勢難卜——以八十年代中期為界，本文主人公的文學史走向，大體如此。
回到本節開頭所論，我們不得不慨歎於當下評價與曆史實際之間離奇的出入。在當下評價中，二十世紀小說“大師”的名額多至於九，茅盾竟不能取其一；可是在那段曆史的親曆者眼中，“大師”這稱號分量遠遠不夠，他們幾乎一致認定他是“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