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3.從魯迅到路翎(3 / 3)

胡風凝視於精神傷害的目光,正來自《苦悶的象征》。隻不過,在廚川那裏“精神的傷害”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為本,被表述成原欲“受過壓抑和阻止”而形成的個人病理現象。胡風則用曆史和社會的觀點,另設命題,提出了“精神奴役創傷”。這表述新增“奴役”一詞,它的指向顯然是社會性的。它著重強調,一個壞社會,其最壞之處,並不是從外部造成壓迫和剝奪,而在於從精神上毀壞人,使人們從內心深處淪為奴隸,導致人的各種病態的心理。

正是這裏,埋伏著胡風思想與主流的革命意識形態之間的重大分歧。後者致力於勞苦大眾的社會解放(改變其政治、經濟地位);胡風讚成這一工作,但認為僅僅如此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使所有人實現心靈解放,擺脫“精神奴役創傷”——或者說,真正的徹底的社會解放,應該是精神、思想和心靈的解放。自然,問題將集中於承不承認人民的身上存在“精神奴役創傷”。“精神奴役”的字眼令人不快。我們知道,按主流的革命意識形態觀點,“人民”這個詞,在“精神”上是正麵的,他們是自己的主人,不可能處於被奴役的狀態。

然而,傾慕胡風思想、為之擊節並願意團結在他身邊的,也大有人在。路翎便是一位。他在最早的一封通信中,對胡風激動地說:“在中國,像我這樣困苦在‘年青’裏,困苦在‘生活’裏的人一定很多吧,而且,是我們底同誌一定很多吧,然而因為個人的或是社會的一些關係,我們很疏遠,我們很少連我心靈底鐵的一環而發揮不可抗拒的集體的力量。我們是散漫的。”(1940年2月21日,《胡風路翎文學書簡》)晚年,未能走出精神病症的路翎,雖然寫下三百餘萬字,卻隻有一篇回憶錄《我與胡風》,思維是真正清晰有力的。文章一開始,他這樣評論胡風:“在我心目中的他的形象是從他的作品、青年自學叢書裏的《文學與生活》、《文藝筆談》與《密雲期風習小紀》裏認識到的提倡‘主觀戰鬥精神’、‘向生活的密林突進’的胡風。”

胡繩不是指出路翎創作“為什麼神經質人物、瘋子、流浪漢常常出現於作者的筆端”嗎?我們來看看胡風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我與胡風》回憶,麵對這種非議,胡風對路翎這麼說:

你的小說,人們可能會說,所寫的人物是病態的。人們要求“素淡”與心理描寫的撙節。《饑餓的郭素娥》出版以後,有邵荃麟的讚美文章,但也有人認為你和我這位讚成者是“洪水猛獸”,說這種歐化的心理筆法不合“中國國情”,是“歇斯底裏與不健康”。“不健康”的東西是有的,但是,自發性的反抗與自發的痙攣性(即使是潛伏的意識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它是可寶貴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壓下,更是這樣的。如同阿壟常說的,人的精神受摧殘不也正是所謂“不健康”麼?

而路翎的回答,甚至比胡風更清晰、更透徹。關於自己小說中的心理描寫被以不合中國國情、歐化為由而認為“不健康”,他斷然否定。他說,所謂“中國人民”沒有這類心理,“我回答說,我認為是有這些的。”——

我十分堅持心理描寫。正是在重壓下帶著所謂“歇斯底裏”的痙攣、心髒抽搐的思想與精神的反抗、渴望未來的萌芽,是我所尋求而且寶貴的;我不喜歡灰暗的外表事物的描寫。

他和胡風共同認為,“把內心的熱烈視為不合理的事物,是中國孔夫子遺留下來的麻木。”他們相信,人類的心理是相通的,不存在歐洲人才有強勁的內心力量而中國人卻隻適合內心一潭死水這樣的道理——縱然表麵看來如此,那也恰恰是幾千年曆史造成的“精神奴役創傷”;或像魯迅為介紹《苦悶的象征》而寫《引言》中批判的那樣:“非有天馬行空似的精神即無大藝術的產生。但中國現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錮蔽呢?”

從《狂人日記》到《苦悶的象征》,從魯迅到胡風再到路翎,把這些散亂的點勾連起來,你能看到一根若隱若現的線。它從“五四”延伸到三十年代,又繼續延伸到四十年代,而且漸漸變得有力,結成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及至五十年代,甚而觸發了二十世紀中國最大一樁文字獄。

是的,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根線——或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向度——是從瘋子、痙攣性、神經質、心髒抽搐等一係列有強烈力度的語詞中伸展出來。經過數十年的遮蔽,我們大多已經忘記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曾經洋溢著這麼一種精神,但它確實存在過。對我們來說,理解這種曾經的曆史,可能麵臨一個心理障礙。因為在壓倒性的批判(或其它)之後,我們的心靈對這些怪異、突破庸常情態乃至有些駭人的語詞,形成了下意識的、條件反射的嫌厭,以為它們表示的是“病態”、“頹廢”、“不健康”。然而自使用者的本意、原意來說,實際正好相反——那是從精神的委頓、麻木的反麵來提出和表達的,是作為對禁錮、對精神奴役狀態的突擊、抗爭,以及生命力的不死或覺醒這樣一種形象出現的。如果說那是精神分裂,也恰恰是試圖與“不健康”現實生活分裂;如果說是“瘋子”,也正是趁一間大大的黑屋中所有人都在香甜沉睡之際,突發呐喊、擾了眾人清夢的那種“瘋子”。而“五四”以來,中國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需要這種“瘋子”,呼喚這種“瘋子”,或索性以這種“瘋子”自居。路翎和胡風,便是在願意“瘋”掉的共同意願中,走到一起、結為同誌,並以文學作為他們的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