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有無窮的天地，萬倍於鄉場窮人的生涯，有大的痛苦和憎惡。流浪者心靈寂寞而豐富，他在異鄉唱家鄉的歌，哀頑地通過風雨平原……
發掘勞動者的生命意識，是路翎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個最具特色的貢獻。
他刻畫勞動者，追求於內在的詩意。他主張“直接認識生活”，抵觸教條地、公式化地表現工農，然而這不意味著對生活采取客觀主義態度。他聲稱，“我還是浪漫派”。他的工農敘事，一麵堅持生活麵貌的原質，一麵深刻注意生活的心理潛質。他的以工農為題材的作品，被人廣泛詬病語言形態“歐化”，人物身為工農大眾，說話卻“缺少一般的土語、群眾語言”。這在當時，也是知識分子作家表現工農生活時的一個通病。因此，連他的知己胡風也誤以為他犯了同樣的毛病，而提出批評。路翎的回答讓人大吃一驚：
我說我的意見是，不應該從外表的多來量取典型，是要從內容和其中的尖銳性來看。工農勞動者，他們的內心裏麵是有著各種的知識語言，不土語的，但因為羞怯，因為說出來費力，和因為這是“上流人”的語言，所以便很少說了。我說，他們是悶在心裏用這思想的，而且有時也說出來的。我曾偷聽兩礦工談話，與一對夫婦談話，激昂起來，不回避的時候，他們有這些詞彙的。有“靈魂”、“心靈”、“愉快”、“苦惱”等詞彙，而且還會冒出“事實性質”等詞彙……（《我與胡風》）
讀這一段時，我大為震動，得到很多啟發；它讓路翎在我眼中變成一個富於思想力度與光輝的人，同時帶來了感動。在我看來，他是真正拒絕“輕視工農”的人，內心深處真正把勞苦大眾放在一個平等位置上——那就是，相信並確認工農的內心世界絕不“粗鄙”，而是和知識者一樣“文明”。過去，我們習慣於一種貌似很站在“工農立場”的觀點，即：工農大眾反感、抵觸、排斥知識化的文明語言。受這觀點影響，五六十年代和“文革”中許多作品曾經刻意描寫，工人或農民毫不掩飾地嘲笑、奚落知識分子說話的方式、口吻和詞彙。它們把這樣描寫，當作是對工人、農民的讚美，當作工人、農民的文化自豪感的體現。經過語言美醜觀的這種顛覆與“革命”，我們看到，久而久之，漢語是怎樣一點點遠離了文雅（看看現在網絡上鋪天蓋地的那些暴虐、肮髒、唾沫橫飛的留言吧），連知識階層的日常語言也以粗鄙為附。更令人不堪的是，素稱民族的美的語言錘煉者的文學，語言質地較數十年前總體明顯粗劣以外，還有惡俗化的趨勢。事至如今，回頭檢視對知識化語言的貶損，我們應能斷定是與文明進步背離的。但說實話，這種貶損在倫理上有很大迷惑性，因為它以工農文化推崇者姿態出現，人們一般都易於認為它不容辯駁。正是在這裏，我益發佩服路翎的獨立思考精神；他出人意料地指出：
精神奴役創傷也有語言奴役創傷，反抗便是趨向知識的語言。
這個見解，極富穿透性。相形之下，順順當當接受了工農大眾天然排斥知識語言的觀點的我們，就缺乏那種精神。我們可曾意識到，當我們被那種觀點背後的倫理所迷惑，讚成工農大眾生而憎厭知識語言時，反而恰恰認同了對工農的一種歧視？我們為什麼沒有想到，“不用知識語言，還以土語行幫語為驕傲”這種表現，並非命中注定，而是曆史造成的——或者說是精神上的階級壓迫的結果？工農大眾在使用知識語言之初流露出心理上的猶豫，我們為什麼沒有像路翎那樣理解為“羞怯”，理解為精神奴役創傷的殘餘，卻非要認定那是他們天性不接受知識語言？難道我們看不到翻身後的勞苦大眾親口說出新名稱、新詞彙時從心底透出來精神解放的歡愉嗎？路翎就指出：“勞動人民他們還由於反抗有時自發地說著知識的語言。”這種現象，是很明顯的。還有一點也很明顯，在農村，對脫離舊語言習慣感到“羞怯”或顯示出排斥態度的，往往是老人，年輕人卻普遍樂於接受新語言——這難道不足以說明“不用知識語言，還以土語行幫語為驕傲”的的確確是精神奴役創傷的一種標記嗎？那麼，我們為什麼不鼓勵整個社會不斷趨向知識的語言，使每個人的精神得到更大解放、更高提升，使每個人都獲取更強的思想、思考的能力（知識語言的作用歸根結底就在這裏），使我們全體社會向著民智發達邁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