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63節
1984年，每次訂下機票，我就覺得自己成了“輸血型”企業。我的身體被我自己承包後，就像那些隻想拚設備、拚產值的老企業。
1984年每次訂下機票，總覺得又一段極新鮮的生活等著我。像蘋果一樣充實，像葡萄一樣滴著汁水。真要走了，卻又悶悶地。汽車向機場直馳而去，家越拋越遠，義務卻越揀越多。想想需要我照顧，而我很少能顧及的親人們！此時此地我意識到的義務，是家，是家。一點也不是事業。人生隻剩下一件事，語言也隻剩下兩句。吃好，身體要緊。
於是便無話。
一日走進機場檢查處，便像走進鬼門關——出不來了。但又不能不進去。進去了，趕緊回身看親人。再回頭，再回頭，差點沒像海南島的鹿回頭似的定在那兒。然而人生隻有往前走。
坐上飛機，垂著頭，歪著脖。如果有人看見我，一準可以讀到盡寫臉上的憂慮、失落。偏又獨來獨往慣了。隻願意一個人靜靜地咀嚼鬱悶，慢慢地消化這鬱悶。
隻有用更高的壓迫感來抵製這種壓迫感。
用跟上時代的壓迫感。
我到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每天從早上7:30開始說話，用嘴和用眼睛說話。
說到晚上。眼睛便像拍完了膠卷的照相機，隻在那裏進行毫無內容的空眨巴。嘴巴像兩片霜打的枯葉，眼看兩葉一碰就會脆裂成碎片。回到下榻的賓館，打開急救包似的打開易拉罐，灌下雪碧，如同輸入一罐生命的原液。我成為“輸血型”企業了？我的身體，被我自己承包後，就像那些隻想拚設備、拚產值的老企業，沒有戰略眼光，不願停機維修。靠國家輸血的企業，終究沒有活力。靠食物輸血的我本身——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不能不哀歎自己的肌體太少再生能力。所幸引進飲料之後，有了一點福氣。於是繼續說話，繼續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