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87節
1989年酷夏以後，我國第一個如期召開的國際性會議，在四川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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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8日《北京日報》頭版，新華社北京電：《北京部分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本報訊：《市委邀請黨外人士座談，通報有關情況，共同製止動亂》。
1989年5月28日《貴州日報》：《北京戒嚴第七天》。
一、從火車底下爬進攀枝花市。
1981年秋，《人民丌報》科技部主任保育均向我講及幾個題材。其中一個是攀枝花。可能另外的題材都很宏大，而講攀枝花隻有兩句話：10年前隻有7戶人家，建設三線的人用建共青城的精神建成了這個山城。
1982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寫攀枝花鋼鐵公司的《太陽從這裏升起》。文中寫及攀鋼總經理黎明。這年3月，黎明調冶金部任常務副總經理兼正在建設的寶鋼總指揮。便有人以為我有來頭。其實我不僅沒來頭，而且是心血來潮——就那一句話，10年前僅7戶人家和共青城精神，就叫我激動地坐上成都到攀枝花的火車。整整16個小時。
下了火車隔著一行行站台和一列列停著的火車，看到對麵就是這個新興的城市。可是，當地人告訴我，得順善鐵軌走出去大半裏地，再繞回來大半裏地才能過到對麵去。我說就沒有辦法不繞？當地人笑：除非你從一輛輛火車下爬過去。
我望著前來接我的一位一米八幾的大個子，怎麼樣，我們爬？
他拎起我的大旅行包，我背著我的帆布書包，我們躍下站台，向擋住我們去路的第一輛火車下爬進去。我想，如果火車這時候開了起來……
我們上一站台，又下一輛火下底。整個兒一個鐵道遊擊隊：我想起跨欄，跑一段，跨越一次欄杆。我們是爬一次站台，又鑽一次車底，緊緊地貼著西南的熱土。
後來我笑：我是爬進攀枝花的。
二、他兒子氣得差點鑽進電視機裏跟著加裏森敢死隊走了。
當時那裏有些男青年留長發，說是“史村頭”，女青車留著“真由美”頭，穿個皮夾克。一部《追捕》，影響了多少人！《加裏森敢死隊》映了後，青年學得更來勁！
4萬人的攀鋼，一個人一本賬，一個家庭一台戲，壓在當時的副經理趙忠玉的身上。趙忠玉分管票子、房子、兒子等等，或者說，分管人。人的欲望曾經被塞進一隻瓶子似的密封了起來。到80年代初，瓶口開始啟封，積壓多年的欲望衝天而起，蘑菇雲似的擴散開來，漫進了趙忠玉的家裏。趙忠玉一進家門，來人和電話就開始“狂轟濫炸”。他兒子正在看電視《加裏森敢死隊》。敢死隊正要聽加裏森發布命令，電話鈴響了。敢死隊就聽不到加裏森的聲音，光聽趙忠玉說話了。他兒子氣得差點鑽進電視機裏跟著敢死隊走了。
1981年我在攀鋼采訪過煉鋼工人楊永政。那時我打聽他住哪兒，人家說他家在一個什麼坡下，門前有一隻大雞籠子。終於找到大雞籠子後邊的他的家。狹小的平房裏，他的妻子在一地的鍋盆間忙碌。惟一最好的東西是一台黑白小電視機。9年後找到他的新居，一看，這裏集當今中國式現代化“元素”之大成；直角大彩電、雙門冰箱、落地電扇、音響、洗衣機等。上次27歲的他看上去像37歲，這次37歲的他看上去還是37歲。我真為他高興。他滔滔講及他這個勞模外出介紹經驗，出差多，貼錢多。尤其是他一走，定員8人的活隻有7個人幹了。他自己外出受累花錢不要緊，想到讓7個人幹8個人的活，大不好受。我簡直不知道眼前這個楊永政是怎麼從9年前那個楊永政變過來的。那時我找他，他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如今10年改革開放，他的嘴也開放了。那時他家確有困難。我叫他提，他震驚了，半天不作聲地蹦出一句：我是勞模，我從來不提個人的事。而這次，他的自我束縛少了，他懂得自己的利益了。這是他對自我的一種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