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2年第一批騎上時興的摩托車的，全沒了。
1989年我在攀鋼，上山時司機說：第一批騎摩托車的，全沒了。全沒了？多少人？18人，百分之百地全沒了。那是哪年的事？大約是1982年以後吧，那時剛剛時興嘉陵摩托。
這裏出門就是山路，老得盤山拐彎，難免把摩托車開成了“碰碰車”，不定與哪輛車、哪座山碰撞了。現在車禍的比例低了，幾十萬人的攀枝花市有了上千輛摩托。小車司機對我說著，把車倒著往上開。那山坡大約有35度陡。剛才從山上筆直往下開，我已經有點怕。下邊那條山路窄，車不能掉頭。如今幹脆車尾朝上、車火衝下地倒著往山上開，我在開車追殺在驚險電影中也沒看到過這種倒著上山的特技。苦於不能跳車而出，而司機還笑笑地說摩托車手前赴後繼的故事。
攀鋼人一路前赴後繼，到1989年11月14日，首屆釩鈦磁鐵礦開發利用國際學術會議在南山賓館舉行。一百多名代表分別來自前蘇聯、澳大利亞、聯邦德國、美國、南非、日本和東道主我國。六種語言的同步譯聲機使攀鋼的工程技術人員切實地感到地球在變小，感到在攀鋼開國際學術會議也是走向世界的一種方式。會議對攀鋼的高爐冶煉釩鈦磁鐵礦等技術表示讚許，確認攀鋼含釩鋼軌研究已走在前沿。1989年酷夏以後，有些預定在我國召開的國際學術會議或友好往來一度中止了。而攀鋼南山賓館這個會議是1989年酷夏以後我國第一個如期召開的國際性會議。
四、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也是不平等的。
攀鋼子弟考不上大學的總是大多數。終究在70年代初大家還都住席棚子。在山地開辦的教育，基礎太差。趙忠玉很動情地說：分數而前人人平等也是不平等的。我們攀鋼的孩子不是不行。他們的分數不夠，我們用錢來湊。公司出錢讓他們上大學委培。公司給委培的大學生每人發三大件，皮箱、計算器和英漢大辭典。凡念書好、在學校得獎學金的，公司一律再如數發一份獎金給學生。趙忠玉拍著委培的學生們：你們拎著攀鋼的皮箱，揣著攀鋼的計算器，夾上英議大辭典，你們給我把腰板挺起來！
難免也有的“崽”在高校培養出來了，有本事了，不回來了。“傷心，不夠朋友。”趙忠玉說，眼睛裏一下泛起了淚水：“不過好在他們也在中國。”
教師們的勞動見了成果。攀鋼在恢複高考的頭五年，年年一個考不上。1983年有4名子弟打破了零的紀錄，上了大學。1985年以後，高校升學率平均達20%以上了。1989年有16名子弟考上重點院校，更有兩人都以598分考上了清華大學。這對於攀鋼的教師、學生乃至職工，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平衡。
五、趙忠玉經常掛在嘴上的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
我為同一個地方寫三次報告文學的，隻有一處：四川山城的攀枝花鋼鐵公司。第三次寫的，是攀鋼已退休幾年的前總經理趙忠玉。報紙的新聞性是很強的。一個不在位也沒有什麼新聞的人，報紙能歡迎這樣的文章？但他的事跡太打動我了。他叫我想起一首實在“不相幹”的誌願軍老歌：“當祖國需要的時候，我們馬上拿起槍。”他沒有拿過槍，他把他可能做到的事，做到了最好，當祖國需要的時候！
《文彙報》的筆會，又以大大的標題打出《當祖國需要的時候》。
而趙忠玉經常掛在嘴上的是：如果沒有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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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我再次到攀鋼，有一天不期而遇一位大個子，我一時不記得他了。他說：我就是10年前和你一起爬過火車下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