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追根溯源，極端主義的產生，也與那些“王者”的跨國遠征有關。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間的征戰，十分殘酷。因為彼此都在豔羨、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須把對方的文明蹤跡全都蕩滌幹淨。例如，曾一再地出現過占領耶路撒冷後縱火毀城，然後再挖地三尺來消除記憶的事；出現過占領巴格達後開閘放水，以底格裏斯河的河水來衝洗文明遺跡的事；甚至還出現過在占領的土地上撒鹽和荊棘種子，使之千年荒蕪的事。正是這種文明之間的遠征和互毀，滅絕和複仇，埋下了極端主義的種子。於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帶，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帶。
難道，這就是“盛極必衰”的契機？
我由此產生的傷感，無與倫比。因為這等於告訴人們，大家為之畢生奮鬥的目標，本身極不堅牢，奮鬥的結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來，每一塊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來文明虔誠而充滿憂鬱，堅韌而缺少空間。它從一開始就受盡苦難，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處處滲透又處處受掣，永遠處於自衛圖存的緊張之中。希伯來文明充滿智慧，今天的現實生態在中東的各個族群中首屈一指，但這種緊張仍然揮之不去，散落在那麼多人的衣冠間、眼神裏。在耶路撒冷街邊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這種緊張彌漫四周。一種文明處於這種狀態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氣象終究不大，或者說，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學術標準，阿拉伯文明遠遠算不上人類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紀之後以一往無前的氣魄征服過好幾個“古文明”，直到今天還保持著巨大的空間體量和嚴整的禮拜儀式，成為當代世界文明中特別重要的一員。它與其他文明之間的恩怨情仇，從古代到現代都顯得非常嚴峻。它自身的衝突，也十分激烈。我這一路，從埃及開始，能夠完全跳開阿拉伯文明的機會極少，因此對它特別注意。我發覺這是一種沙漠行旅者的強悍生態，與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樣，但最終卻又融合了其他各種文明。它有能力展開宏偉的場麵，投入激烈的戰鬥，建立遼闊的王國，卻一直保持著一種全方位的固守和執著。它與其他文明的長久對峙，一定埋藏著一係列誤會，但這些誤會似乎已經無法全然解除。這是它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悲劇。
伊拉克的巴格達，曾經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那是一個極盡奢華的所在，統治著非常龐大的國土。其實誰都知道，在這之前二十多個世紀，這裏已經建立過強大的巴比倫帝國。從巴比倫帝國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這兒的蘇美爾人已經創造了楔形文字，發展了天文學和數學。這一切幾乎都領先於其他文明，因此後來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點。這種想法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其他幾個文明各有自己的起點，但這塊土地仍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初開拓地。遺憾的是，高度早熟引來了遠遠近近的覬覦，而這個地方又處於四通八達的開闊地帶，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這個極盛極衰的輪回。例如巴格達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後終於入不敷出，日漸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東部的攻擊……總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來了最密集的征戰刀兵，這兒由反複拉鋸而成了一個永久性的戰場，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類文明史的學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樣，不滿足於文本鑽研而寄情於現場感悟，那麼，最好能在安全形勢有了改善之後，爭取到巴比倫故地走一走。那兒的文物古跡已經沒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澤邊站一站，看著淒豔的夕陽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無言的沙漠，再在底格裏斯河邊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體會文明榮枯的玄機，也就會有極大的收獲。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複的征戰，不管是打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打，時間一長，必然會給人們帶來對殘酷的適應，對是非善惡界限的麻木。祖祖輩輩都缺少有關正常生活的記憶，災難時時有可能在身邊發生，自己完全無法掌控命運，根本無從辨別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隻能投向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參與者其實都放棄了思考，隻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災難轉嫁並擴大為別人的災難，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滅絕性的盲目快感。在那個偉大的文明故地，幾乎上上下下都被這種精神陰霾所籠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遺留氣韻讓我大吃一驚。這又以此證明，文本認知和現場認知有天壤之別，盡管這種現場早就在兩千五百年前成為廢墟。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先後在居魯士、大流士的領導下建立了西起愛琴海、東到印度河的超級龐大政權，還曾經與希臘展開過好幾次大戰。它戰勝過很多國家，最後又被戰爭所滅，滅的時間太早，使它無法成為人類重要的幾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重要，不僅僅在於空間，還在於時間。
印度文明無疑是人類幾個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對它的感受卻非常淩亂。幸好我緊緊地抓住了佛教的纜索，沒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地處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內，我因深夜路過，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這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關係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達羅消亡之後由雅裏安人入侵開始的，離現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曆史是不斷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斷分裂的曆史。在雅裏安人之後，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西徐亞人、貴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繼侵入，其間也出現過一些不錯的王朝，但總的說來還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數學等方麵對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它的發展曆史實在過於變幻莫測，讓人難於理出頭緒。其實，它自身的傳承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似乎隱隱約約都有一些脈絡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斷、跌碎、混合、異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過太多的“對手”和“主子”，有過太多的信仰和傳統，有過太多的尊榮和屈辱，有過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結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亞文明的時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義所在。中東的極端主義已經讓人頭痛，再往東走卻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與販毒集團和地方武裝互相融合，顯而易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滋生文明和威脅文明，全都起自於同一片土地，這是不是一種曆時數千年的報應？如果是，那麼，這種報應實在太使人沮喪，沮喪到甚至對人類失去信心。
對此，我們除了發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麼呢？
四
我考察了那麼多古文明遺址，包括遺址邊上的現實生態，心裏一直在默默地與中華文明對比。
算起來，中華文明成型的時間，在幾大古文明中不算早，應該是在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後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裏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隻有中華文明。
這個曆史事實，以前當然也知道，但是這次把別人家的遺址全都看了一遍，才產生全身心震撼。不是為它們震撼，而是為中華文明。
這種震撼中並不包括自豪，更多的隻是驚訝。那麼漫長的曆史，中斷和湮滅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斷也不湮滅，卻是異數中的異數，很讓人費解。
最直接的感性衝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駁駁地爬在種種遺跡上的古文字，除了極少數的考古學家能猜一猜外，整體上與後代已經沒有關係。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種文字，本來也該以蒼老的年歲而枯萎了，卻至今還能讓億萬民眾輕鬆誦讀。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什麼“三人行，必有我師”，什麼“溫故而知新”，什麼“君子成人之美”……從詞語到意涵，都毫無障礙地從兩千多年前直接傳導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沒有地域界限地統一傳導，這難道還不奇怪嗎？
隨著文字，很多典章製度、思維方式、倫理規範，也大多一脈相承，避免了解讀中斷。這與其他古文明一比，就顯得更奇怪了。
為了解釋這一係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對比的眼光，尋找著中華文明既不中斷又不湮滅的原因。到今天為止，我的粗淺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這喜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華文化在地理環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馬拉雅山，往北，沿著邊境，還有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又連接著難以穿越的沙漠，而東邊和南邊，則是茫茫大海。這種天然的封閉結構，使中華文明在古代避免了與其他幾個大文明的惡戰。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後敗亡的。
我曾在幾萬裏奔馳間反複思忖：你看在中國商代，埃及已經遠征了西亞；在孔子時代，波斯遠征了巴比倫，又遠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時代，希臘的亞曆山大還在遠征埃及和巴比倫；而且無論是波斯還是希臘，都已抵達印度……
總之，在我們這次尋訪的遼闊土地上，幾大文明古國早已打得昏天黑地，來回穿梭，沒有遺落。說有遺落，隻有中國。
各大文明之間的征戰，既是文明的“他殺”，又是文明的“自殺”。這與同一個文明內部的戰爭就完全不同了。中國曆來內戰不少，但內戰各方都隻想爭奪文明的主導權，而不會廢除漢字、消滅經典，因此中華文明沒有遭受到根本性的傷害。中華文明也受到過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但它們都算不上世界級的大文明，與中華文明構不成文化意義上的等量級對峙，更不能吞噬中華文明。最後，反倒一一融入了中華文明。
這就牽涉到了文明體量的問題。文明的體量，包括地域體量和精神體量兩個方麵。中華文明的精神體量，未必高於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邊少數民族所承載的文明高得多；中華文明的地域體量，如果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加起來，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體量總和還要大很多倍。也正因為這樣，它在相對封閉的情況下沒有陷於枯窘，還經常在域內進行大遷徙、大移民，躲過了很多毀滅性的災難。
不同的環境，造成不同的經曆；不同的經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國互侵，一次次的集體被逐，無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關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學，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極端主義。相反，中華文明由於沒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險，也缺少跨國遠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滿足於固守腳下熱土而不尚遠行的農耕生態。國土裏邊的內戰又總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論指向著王道大一統，時間一長也就鑄造了一種集體性格，保守達觀、中庸之道、忠孝兩全。中國曆史上也多次出現過極端主義暴民肆虐的時期，但都不長，更沒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嚴重灼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