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國皇家的溫莎堡，以及不遠處的伊頓公學。
中華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危機之中，受法國激進主義影響較深。從法國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陳詞和鐵血拚殺，感染了很多中國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對英國的溫和、漸進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後來，他們甚至不知道法國社會最終安定在什麼樣的體製下，關起門來激進得無以複加。甚至在和平年月裏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語言暴力。
很容易把這種激進主義當作理想主義加以歌頌。即便是在經曆了“文革”這樣的極端激進主義災難之後，還有不少人把“窮批猛打”作為基本的文化行為方式。而事實上，這種激進主義對社會元氣的損傷、民間禮義的破壞、人權人道的剝奪，業已釀成巨大的惡果，不僅禍及當代，還會貽害子孫。
對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這次在深秋季節進入溫莎堡和伊頓公學東張西望地漫步長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說服。
我寫道：
英國也許因為溫和漸進，容易被人批評為不深刻。然而細細一想，社會發展該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進步該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現代社會該有的觀念人家也都有了，你還能說什麼呢？
較少腥風血雨，較少聲色俱厲，也較少德國式的深思高論，隻一路隨和，一路感覺，順著經驗走，繞過障礙走，怎麼消耗少就怎麼走，怎麼發展快就怎麼走——這種社會行為方式，已被曆史證明，是一條可圈可點的道路。
六
現在要麵對的另一個對比點，是沿途處處可見的一群群閑人。
在歐洲各地，總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閑地坐在路旁一張張小桌子邊的閑人。他們吃得不多，卻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報。偶爾抬頭打量街市，目光平靜，安然自得，十分體麵。
這又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態構成了明顯對比。
記得在意大利時曾與當地的一些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移民在歐洲謀生，意大利朋友對他們既欽佩又納悶。佩服的是，他們通過自己日以繼夜的辛勞，不僅在當地站穩了腳跟，而且還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納悶的是，他們幾乎沒有閑暇，沒有休假，讓人看不到他們辛勞的目的。說是為了子女，子女一長大又重複這種忙碌。
平心而論，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為方式。以前長期處於貧困，後來即便擺脫了貧困也還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頭苦幹來積累財富。
問題在於，當這種無休止的苦幹由群體行為演變成心理慣性，就陷入了盲目。而這種盲目的最大危機，是對公共空間、公共生態的隔膜。本來，他們是可以在那裏擺脫這種危機的。
我在羅馬時，看到絕大多數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幾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們與中國人在文明生態上的重大差異。我寫道：
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假，但那隻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隻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也就是說，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複人性。這種觀念溶化了西方的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
讀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說休假的時候，著眼點不在休假，而在於“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複人性”。這是人生的根本問題，卻最容易被盲目的實用主義慣性所遮蔽。因此，悠閑很可能是一種清醒，而忙碌則很可能是一種糊塗。中華文明注重實用理性，絀於終極思考，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較少關心人文理想。這一點，歐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歐有些國家，近年來經濟發展的速度並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於實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使悠閑成為一種廣泛的可能。
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寫下了一段話：
我學著概括了他們這裏的一係列邏輯關係——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想到這裏，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應該被處於高速發展中的國家嘲笑。
那麼，縮小了看，那些在歐洲很多街邊可以看到的休閑人群，也值得我們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積聚財富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自己今後的生態模式呢？財富無限而生命有限，當人生的黃昏終於降臨，你們會在哪裏？
七
接下來，是那塊巨石。
在冰島，我去看了辛格韋德利火山岩間的那塊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時候那裏非常寒冷，卻咬牙忍凍站了很久。初一聽，那是北歐海盜們自發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隻是出於好奇。但是站在那裏，我卻想到了中華文明的一大隱脈，回到冰島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後花幾天時間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
中華文明的這一大隱脈，就是武俠精神。武俠和武俠電影至今爆紅，證明這一隱脈的潛在力量至今猶存。往往是以家族複仇為起點，各自設定正義理由，行為方式痛快、壯烈，貫串著對“好漢人格”的崇拜。但是，這一隱脈在本性上是無視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華文明與近代社會的嚴重阻隔。無數事實證明，“好漢人格”很容易轉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會。
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法律石”前，我發現了當年北歐好漢們如何花費幾百年時間，痛苦地更換榮譽坐標，改寫英雄情懷。
更換和改寫的結果，是放下長劍和毒誓，去傾聽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鍾聲。這就與中國好漢們遇到的“招安還是不招安”的問題判然有別了。如果也要用“招安”這個詞，那他們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寫道：
很多好漢本來是為了求得一個社會公正而勃然奮起的，結果卻給他人帶來更大的不公正。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東西方都會有那麼多江湖恩仇故事，既無規則又企盼規則，即便盼來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難平。這是人類很難通過又必須通過的精神險關，隻有通過了這個精神險關，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別注意的，是北歐的好漢們通過這個精神險關時的掙紮過程，《薩迦》對於這個掙紮過程有細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國好漢們心中的“社會公平”，一直是單向的，複仇式的，因此與法律的關係始終是對立的，衝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