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迦》記載，“好漢中的好漢”尼雅爾和貢納爾等人既看到了以複仇為基礎的老榮譽，又看到了以理性為基礎的新榮譽，而且，還看到了當時法律的代表者是一個小人。但他們還是願意為新榮譽和法律，獻出生命，並忍受譏笑。
這樣的人物形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故事中找不到，於是後來也就更難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當作了一個重要的對比點。
這裏發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納、海明威、博爾赫斯非常興奮，但是，由於海險地荒，他們都未能到冰島來看看。我有幸來了，並在這裏想著中華文化。
八
最後一個主要對比點，是一麵藍旗。
這麵藍旗，就是歐盟的旗幟，在歐洲到處都可以看到，卻更權威地飄揚在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大堂門口。離歐盟總部僅四十公裏，便是改寫了歐洲近代史的滑鐵盧戰場。這種近距離的對接，讓我不無震撼。
不朽的偉業、成敗的英雄，總是維係在滑鐵盧和其他許多戰場上。永久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在炮火硝煙間最後升起的那麵勝利者的旗幟。然而，歐洲終於告訴我們，最後升起的旗幟無關勝負，無關國家，無關民族，而是那麵聯合的旗，與藍天同色。
我們中國人已經關注到了這個現實，但對這個現實中所包含著的深意，卻還比較漠然。
就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而言，歐洲特別有聲有色。從古代到近代，世界曆史上最傳奇、最殘酷的篇章，大半發生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之間。對此，歐洲居然有更宏偉的良知，提出了反證。
中華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種開闊無垠的天下意識。民族國家的概念，則產生於遭受內亂和外力的威脅之時。目前，當中國終於大踏步走向國際社會的時候，既有可能因視野打開而顯出氣度，又有可能因競爭激烈而倒退回狹隘。
於是，我覺得有一些話，應該從歐洲的土地上寫給中華文化：
康德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我當然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曆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任何一個高貴的民族，都應該是這些共同原則的製定者、實踐者和維護者。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別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麵。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並合力予以戰勝。否則，人類將麵臨一係列共同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災難，已經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這是我在歐洲的“最後一課”。
九
在歐洲考察，當然不會像上次考察北非、中東、南亞那樣恐怖，但也不是預想的那樣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義集團在不斷地製造事件，我們在那裏時天天受到人們緊張的提醒；德國的“新納粹”專挑外國人動手，這又要讓我們一直處於警覺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帶，我們被告知，即便是在街邊停車吃一頓飯，出來時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車輪；一個當地人說：“我們這個區，至少有一半人進過監獄”，這可能有點誇張，但追捕黑手黨的淒厲警笛卻確實常在耳畔；歐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盜事件的發生如家常便飯……
我們車隊的重大失竊發生在巴黎，車上的幾個大箱子都沒有了。後來經過細致的回憶，發覺由於我們不熟悉市內交通而臨時雇來的司機有極大的疑點。他很可能是盜竊集團的成員，停車時故意沒有把車門鎖住。
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我們停在不同停車場的幾輛車，車窗全被砸得粉碎，幾台手提電腦不見了，連我的數碼相機也不翼而飛，包括彌足珍貴的考察照片。去警局報案，警察平靜地說，那是吸大麻的人沒錢了才這麼幹的，但這樣的案子天天發生，從來沒有破過。
這一切說明，盡管我一路都在以歐洲文明為坐標來尋找中華文明的短處，但歐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煩也很多。人類的很多災難是互滲的，我在中東和南亞看到的種種危險，也都在歐洲有明顯的投射。連法國圖盧茲這樣原以為最平靜的城市，我們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優秀的歐洲，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災難已經失去敏感和關切，對於已經來到身邊的危機也缺少應對能力。我寫道：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當曆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歐洲的旅途，使我對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曆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ndre Ko Jeve）的觀點產生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製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麵已進入了曆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我覺得，這種觀點，是一種躲藏在自己價值係統裏的閉目塞聽，也是對各地實際存在的危機、積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歐洲的這種心態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不安全，因為當一種文明不能正視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曆史，結果隻能削弱自己的體質。
麵對這種狀況，我們在學習歐洲文明的時候，不能繼續像文化前輩那樣一味抱歆羨和追慕的態度，而應該作一些更深入的總體思考。
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差別很大，但既然都稱為“文明”，就必須應對所有文明的共同敵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汙染、自然災害……
這也正是我不讚成亨廷頓教授的地方，他隻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有可能產生的衝突。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最根本衝突，產生在文明與非文明之間。守護全人類的整體文明，是迫在眉睫的當代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