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門孔(1 / 3)

說明:

在經曆了“中國之旅”和“世界之旅”之後,《文化苦旅》現在進入第三部分一“人生之旅”。

考古學家在尋找一個個遠古“文化”的時候,其實是在尋找人的最初痕跡。文化在發達之後,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跡。我在前麵寫到的那麼多古跡,中國的,世界的,也都有無數高貴的生命在支撐。

高貴的生命要創造文化,必然會經曆坎坷。因此,我所說的“苦旅”,並不是指旅行之苦,而是指創造之苦。由創造之苦連接成了人生旅途,這便是文化的宿命。

我隻能以自己最熟悉的一些文化創造者為例,來說明問題。謝晉、巴金、黃佐臨、陳逸飛……曾經是上海文化的驕傲代表。他們在不長的時間內齊刷刷地謝世了,留下一個惶恐而荒涼的上海,也留下一個惶恐而又荒涼的我。因此,我也要順便寫寫朋友們離開後的自己。朋友們的經曆和我自己的經曆加在一起,大體能說明“文化苦旅”的本質是什麼。

曆來總有讀者問我為什麼那麼突出這個“苦”字,為什麼在這個嬉鬧的時代如此不合時宜,那就請讀讀下麵這幾篇文章吧。

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

大家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

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裏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爸爸對大家說,別給阿四解釋死亡;

現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家裏隻剩下了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著走,去找。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隻要我出門,他就離不開門了,分分秒秒等我回來。”

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麵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裏看一眼,認出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著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

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裏出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了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裏看。雙腳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脫落了,他都沒有撤退。

爸爸在外麵做什麼?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產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

“什麼?”他奇怪地看著我。

我說:“你就像你家阿三,在關閉著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亮光,等親情,除了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

他聽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不說話。

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了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家從那裏看到了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謝晉在六十歲的時候對我說:“現在,我總算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時,“文革”結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芙蓉鎮》、《清涼寺的鍾聲》、《高山下的花環》、《最後的貴族》、《鴉片戰爭》……那麼,他的藝術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為探尋期,後一段為成熟期。探尋期更多地依附於時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於人性。

一切依附於時代的作品,往往會以普遍流行的時代話語,籠罩藝術家自身的主體話語。謝晉的可貴在於,即使被籠罩,他的主體話語還在頑皮地撲閃騰躍。其中最頑皮之處,就是集中表現女性。不管外在題材是什麼,隻要抓住了女性命題,藝術也就具有了亦剛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滲透的理由。在這方麵,《舞台姐妹》就是很好的例證。盡管這部作品裏也帶有不少時代給予的概念化痕跡,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論”。

謝晉說,當時針對這部作品,批判會開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藝界批判“人性論”不力,就拿到“階級立場最堅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後批判。沒想到,在放映時,紡織廠的女工已經哭成一片,她們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論”和“階級論”的理論對峙,就在這一片哭聲中見出了分曉。

但是,在謝晉看來,這樣的作品還不成熟。讓紡織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間戲曲也能做到。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大的事。“文革”使他獲得了浴火重生的機會。“文革”以後的他,不再在時代話語的縫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過來,以人性的標準來拷問時代了。

對於一個電影藝術家來說,“成熟”在六十歲,確實是晚了一點。但是,到了六十歲還有勇氣“成熟”,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國最優秀知識分子的良知凸現。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僅早過謝晉,而且幾乎沒有不成熟的階段。這也可能吧,但全國民眾都未曾看到。謝晉是永遠讓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與他相陪相伴地不成熟,然後一起成熟。

這讓我想起雲南麗江雪山上的一種桃子,由於氣溫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別長,因此收獲時的果實也特別大,大到讓人歡呼。

“成熟”後的謝晉讓全國觀眾眼睛一亮。他成了萬人矚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學作品中尋找著既符合自己切身感受、又必然能感染民眾的描寫,然後思考著如何用鏡頭震撼全民族的心靈。沒有他,那些文學描寫隻在一角流傳;有了他,一座座通向億萬觀眾的橋梁搭了起來。

於是,由於他,整個民族進入了一個艱難而美麗的蘇醒過程,就像羅丹雕塑《青銅時代》傳達的那種象征氣氛。

那些年的謝晉,大作品一部接著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謂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雲蒸霞蔚。

就在這時,他禮賢下士,竟然破例聘請了一個藝術顧問,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歲的我。他與我的父親同齡,我又與他的女兒同齡。這種輩分錯亂的禮聘,隻能是他,也隻能在上海。

那時節,連蕭伯納的嫡傳弟子黃佐臨先生也在與我們一起玩布萊希特、貧困戲劇、環境戲劇,他應該是我祖父一輩。而我的學生們,也已成果累累。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實在讓人難以忘懷。而在這“四世同堂”的熱鬧中,成果最為顯赫的,還是謝晉。他讓上海,維持了一段為時不短的文化驕傲。

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謝晉最大的成果在於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國電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曲折邏輯。不管是幼稚、青澀、豪情,還是深思、嚴峻、浩歎,他全都經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邊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條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著他而定位。他是一脈彩色的光纜,為很多並不彩色的曆史過程提供了審美可能。

我想,當代中國的電影藝術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國際成就,也不能輕忽謝晉這個名字,因為進入今天這個製高點的那條崎嶇山路,是他跌跌絆絆走下來的。當代藝術家的長輩,都從他那裏汲取過美,並構成遺傳。在這個意義上,謝晉不朽。

謝晉聘請我做藝術顧問,旁人以為他會要我介紹當代世界藝術的新思潮,其實並不。他與我最談得攏的,是具體的藝術感覺。他是文化創造者,要的是現場設計,而不是雲端高論。

我們也曾開過一些研討會,有的理論家在會上高談闊論,又明顯地缺少藝術感覺。謝晉會偷偷地摘下耳機,出神地看著發言者。發言者還以為他在專心聽講,其實他很可能隻是在觀察發言者臉部的肌肉運動狀態和可以劃分的角色類型。這好像不太禮貌,但高齡的他有資格這樣做。

謝晉特別想說又不願多說的,是作為文化創造者的苦惱。

我問他:“你在創作過程中遇到的最大苦惱是什麼?是劇作的等級,演員的悟性,還是攝影師的能力?”

他說:“不,不,這些都有辦法解決。我最大的苦惱,是遇到了不懂藝術的審查者和評論者。”

他所說的“不懂藝術”,我想很多官員是不太明白其中含義的。他們總覺得自己既有名校學曆又看過很多中外電影,還啃過幾本藝術理論著作,怎麼能說“不懂藝術”呢?

其實,真正的藝術家都知道,這種“懂”,是創造意義上而不是學問意義上的。

那是對每一個感性細節小心翼翼的捧持,是對每一個未明意涵恭恭敬敬地讓它保持未明狀態,是對作品的有機生命不可稍有割劃的萬千敏感,是對轉瞬即逝的一個眼神、一道光束的震顫性品咂,是對那綿長多變又快速運動的鏡頭語彙的感同身受,以及感同身受後的氣喘籲籲、神馳心飛。

用中國傳統美學概念來說,這種“懂”,不“隔”。而一切審查性、評論性的目光,不管包含著多少學問,都恰恰是從“隔”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