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在這一點上，謝晉的觀點比我寬容得多。他不喜歡被審查卻也不反對，一直希望有夏衍、田漢這樣真正懂藝術的人來審查。而我則認為，即使夏衍、田漢這樣的藝術家再世，也沒有權利要謝晉這樣的藝術家在藝術上服從自己。
謝晉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煩重重。如果說，“文革”前的審查總是指責他“愛情太多，女性話題太多，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太多”，那麼，“文革”後的審查者已經寬容愛情和女性了，主要是指責他“揭露革命事業中的黑暗太多”。
有趣的是，有的審查者一旦投身創作，立場就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我認識兩位職業審查者，年老退休後常常被一些電視劇聘為顧問，參與構思。作品拍出來後，交給他們當年退休時物色的徒弟們審查，他們才發現，這些徒弟太不像話了。他們憤怒地說：“文化領域那麼多誹謗、偽造、低劣都不審查，卻總是盯著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饒！”後來他們捫心自問，才明白自己大半輩子也在這麼做。
對於評論，謝晉與他的同代人一樣，過於在乎，比較敏感，容易生氣。
他平生最生氣的評論，是一個叫朱大可的上海評論者所揭露的“謝晉模式”。忘了是說“革命加女人”，還是“革命加愛情”。謝晉認為，以前的審查者不管多麼胡言亂語，也沒有公開發表，而這個可笑的“謝晉模式”，卻被很多報紙刊登了。
他幾乎在辦公室裏大聲咆哮：“女人怎麼啦？沒有女人，哪來男人？愛情，我在《紅色娘子軍》裏想加一點，不讓；《舞台姐妹》裏也沒有正麵愛情。隻有造反派才批判我借著革命販賣愛情，這個朱大可是什麼人？”
我勸他：“這個人沒有什麼惡意，隻是理論上幼稚，把現象拚湊當作了學問。你不要生氣，如果有人把眼睛、鼻子、嘴巴的組合說成是臉部模式，你會發火嗎？”
他看著我，不再說話。但後來，每次研討會我都提議讓朱大可來參加，他都不讓。而且，還會狠狠地瞪我一眼。
直到有一天，朱大可發表文章說，有一個妓女的手提包裏也有我的《文化苦旅》，引起全國對我的訕笑。謝晉也幸災樂禍地笑了，說：“看你再為他辯護！”
但他很快又大聲地為我講話了：“妓女？中外藝術中，很多妓女的品德，都比文人高！我還要重拍《桃花扇》，用李香君回擊他！”
我連忙說：“不，不。中國現在的文藝評論，都是隨風一吐的口水，哪裏犯得著你大藝術家來回擊？”
“你不恨？”他盯著我的眼睛，加了一句，“那麼多報紙。”
“當然不恨。”我說。
他把手拍在我肩上。
五
在友情上，謝晉算得上是一個漢子。
他總是充滿古意地反複懷念一個個久不見麵的老友，懷念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名人；同時，他又無限興奮地結識一個個剛剛發現的新知，興奮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老者。他的工作性質、活動方式和從業時間，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範圍非常之大，但他一個也不會忘記，一個也不會怠慢。
因此，隻要他有召喚，或者，隻是以他的名義召喚，再有名的藝術家也沒有不來的。
有時，他別出心裁，要讓這些藝術家都到他出生的老家去聚合，大家也都乖乖地全數抵達。就在他去世前幾天，上海電視台準備拍攝一個紀念他八十五歲生日的節目，開出了一大串響亮的名單，逐一邀請。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一般情況下是“八抬大轎也抬不動”的，因為有的也已年老，有的非常繁忙，有的片約在身，有的身患重病。但是，一聽是謝晉的事，沒有一個拒絕。當然，他們沒有料到，生日之前，會有一個追悼會……
我從旁觀察，發覺謝晉交友，有兩個原則：一是拒絕小人，二是不求實用。這就使他身邊的熱鬧中有一種幹淨。相比之下，有些同樣著名的老藝術家永遠也擺不出謝導這樣的友情陣仗，不是他們缺少魅力，而是本來要來參加的人想到同時還有幾雙忽閃的眼睛也會到場，便借故推托了。有時，好人也會利用小人，但謝晉不利用。
他對小人的辦法，不是爭吵，不是驅逐，而是在最早的時間冷落。他的冷落，是炬滅煙消，完全不予互動。聽對方說了幾句話，他就明白是什麼人了，便突然變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轉身，眼角掃到一個朋友，石山又變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已不會被他選為演員和編劇的老朋友，永遠是他的座上賓。他們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幫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敗壞，是從利用開始的。”謝晉的友情，從不敗壞。
他一點兒也不勢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隻是他的觀眾，與天下千萬觀眾沒有區別。但因為他們是官，他會特別嚴厲一點。我多次看到，他與官員講話的聲調，遠遠高於他平日講話，主要是在批評。他還會把自己對於某個文化高官的批評到處講，反複講，希望能傳到那個高官的耳朵裏，一點兒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遇到麻煩。
有時，他也會發現，對那個高官的批評搞錯了，於是又到處大聲講：“那其實是個好人，我過去搞錯了！”
對於受到挫折的人，他特別關心，包括官員。
有一年，我認識的一位官員因事入獄。我以前與這位官員倒也沒有什麼交往，這時卻想安慰他幾句。正好上海市監獄邀請我去給幾千個犯人講課，我就向監獄長提出要與那個人談一次話。監獄長說，與那個人談話是不被允許的。我就問能不能寫個條子，監獄長說可以。
我就在一張紙上寫道：“平日大家都忙，沒有時間把外語再推進一步，祝賀你有了這個機會。”寫完，托監獄長交給那個人。
謝晉聽我說了這個過程，笑眯眯地動了一會兒腦筋，然後興奮地拍了一下桌子說：“有了！你能送條子，那麼，我可以進一步，送月餅！過幾天就是中秋節，你告訴監獄長，我謝晉要為犯人講一次課！”
就這樣，他為了讓那個官員在監獄裏過一個像樣的中秋節，居然主動去向犯人講了一次課。提籃橋監獄的犯人，有幸一睹他們心中的藝術偶像。那個入獄的官員，其實與他也沒有什麼關係。
四年以後，那個人刑滿釋放，第一個電話打給我，說他聽了我的話，在裏邊學外語，現在帶出來一部五十萬字的翻譯稿。然後，他說，急於要請謝晉導演吃飯。謝導那次的中秋節行動，實在把他感動了。
六
我一直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覺得拍電影是一個力氣活，謝晉已經年邁，不必站在第一線上了。我提議他在拍完《芙蓉鎮》後就可以收山，然後以自己的信譽、影響和經驗，辦一個電影公司，再建一個影視學院。簡單說來，讓他從一個電影導演變成一個“電影導師”。
有這個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個人。
我過了很久才知道，他對我們的這種想法，深感痛苦。
他想拍電影，他想自己天天拿著話筒指揮現場，然後貓著腰在攝影機後麵調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證明自己依然還保持著藝術創造能力。他隻是饑渴，沒完沒了地饑渴。在這一點上他像一個最單純、最執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罵他，損他，毀他，都可以，隻要讓他做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為笑。
他當然知道我們的勸說有點道理，因此，也是認認真真地辦電影公司，建影視學院，還叫我做“校董”。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消解他內心的強烈饑渴。
他越來越要在我們麵前表現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輕健。他由於耳朵不好，本來說話就很大聲，現在更大聲了。他原來就喜歡喝酒，現在更要與別人頻頻比賽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著大步走在火車站的月台上，不知怎麼突然踉蹌了。他想擺脫踉蹌，掙紮了一下，誰知更是朝前一衝，被人扶住，臉色發青。這讓人們突然想起他的皮夾克、紅圍巾所包裹著的年齡。
不久後一次吃飯，我又委婉地說起了老話題。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蹌被我們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說這些話的原因。
他朝我舉起酒杯，我以為他要用幹杯的方式來接受我的建議，沒想到他對我說：“秋雨，你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真正善飲的嗎？我告訴你，第一，端杯穩；第二，雙眉平；第三，下口深。”
說著，他又穩又平又深地一連喝了好幾杯。
是在證明自己的酒量嗎？不，我覺得其中似乎又包含著某種宣示。
即使毫無宣示的意思，那麼，隻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顯得大氣磅礴，說什麼都難以反駁。
後來，有一位熱心的農民企業家想給他資助，開了一個會。這位企業家站起來講話，意思是大家要把謝晉看作一個珍貴的品牌，進行文化產業的運作。但他不太會講話，說成了這樣一句：“‘謝晉’這兩個字，不僅僅是一個人名，而且還是一種有待開發的東西。”
“東西？”在場的文化人聽了都覺得不是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