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當代華人學者中，我也算是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請者，不向國內報道。原因，就不說了。
在邀請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應，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說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請，在外灘的上海檔案館演講。原因是，八天後，正是巴金百歲壽辰。
慶祝百年大壽，本該有一個隆重的儀式，親友如雲，讀者如潮，高官紛至，禮敬有加。這樣做，雖也完全應該，卻總免不了騷擾住在醫院裏那位特別樸素又特別喜歡安靜的老人。不知是誰出的主意，隻讓幾個文人在黃浦江邊花幾天時間細細地談老人。而且，是在檔案館，似乎在提醒這座已經不太明白文化是什麼的城市，至少有一種文化，與江邊這些不受海風侵蝕的花崗岩有關，與百年沉澱有關。
由我開場。在我之後，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陳思和，都是很好的學者，會連著一天天講下去。講完，就是壽辰了。
沒想到來的聽眾那麼多，而且來了都那麼安靜，連走路、落座都輕手輕腳。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裏人，下一輩、再下一輩，包括他經常寫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與他們都熟，投去一個微笑，他們也都朝我輕輕點了點頭。有他們在，我就知道該用什麼語調開口了。
二
家人對老人，容易“熟視無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給世界帶來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開口就說，請大家凝視屏息，對巴金的百歲高齡再添一份神聖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於下麵這些年齡排列——
中國古代第一流文學家的年齡：
活到四十多歲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歲的，有司馬遷、韓愈；
活到六十多歲的多了，有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
活到七十多歲的不多，有蒲鬆齡、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歲，現在想起來的，隻有陸遊。
擴大視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歲的第一流文學家，有但丁、巴爾紮克、莎士比亞、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歲的，有薄伽丘、塞萬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小仲馬、馬克·吐溫、薩特、川端康成、羅曼·羅蘭；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蕭伯納。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學家之後，我又縮小範圍，拉近時間，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年齡也作了一個統計。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張愛玲、張恨水；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從文、林語堂；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葉聖陶、夏衍、冰心。
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沒時間一一核對了。但在演講現場，我把這麼多名字挨個兒一說，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莊嚴起來。
這個名單裏沒有巴金，但巴金卻是終點。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轉過身來，一起都注視著這個中國老人。至少到我演講的這一刻，他是第一名。
傑出作家的長壽，與別人的長壽不一樣。他們讓逝去的時間留駐，讓枯萎的時間返綠，讓冷卻的時間轉暖。一個重要作家的離去，是一種已經泛化了的社會目光的關閉，也是一種已經被習慣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斷，這種失落不可挽回。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如果能讓司馬遷看到漢朝的崩潰，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魯迅看到“文革”，將會產生多麼大的思維碰撞！他們的反應，大家無法揣測，但他們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的中國，發生多少讓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們深陷困惑的時候，突然會想起還有一些目光和頭腦與自己同時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著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著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留下的最溫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溫和的中國現代，這裏所說的“最溫和”，長期被看成是一種落後存在。
巴金在本質上不是革命者，盡管他年輕時曾著迷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革。從長遠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釗、陳獨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們那樣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隊列中衝鋒陷陣。他也會充滿熱情地關注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追隨他們，但他的思想本質，卻是人道主義。
巴金也不是魯迅。他不會對曆史和時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會用“匕首和投槍”進攻自己認為的敵人。他不作驚世之斷，不吐警策之語，也不發荒原呐喊，永遠隻會用不高的音調傾訴誠懇的內心。
巴金又不是胡適、林語堂、徐誌摩、錢鍾書這樣的“西派作家”。他對世界文化潮流並不陌生，但從未領受過中國現代崇洋心理的仰望，從未沾染過絲毫哪怕是變了樣的“文化貴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種樸實的本土存在。
上述這幾方麵與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優秀，可惜他們的作品都不容易通過閱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效普及。當時真正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武俠、黑幕。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以為，當時魯迅的作品應該已經很流行。其實不是，隻要查一查發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極高的時代，比例很小的“能閱讀群體”中的多數，也隻是“粗通文墨”而已，能從什麼地方撿到幾本言情、武俠讀讀，已經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們所說的“深刻”與否，與那個時候的實際接受狀態關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就顯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梁，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爭人道的思想啟蒙，通過家庭糾紛和命運掙紮，變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變成了一種能讓當時很多年輕人“夠得著”的正義，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很多長壽的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續到中年之後，他們的光亮僅僅集中在青年時代。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之後，他們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卻又徒有虛名的行政事務之中，有的人則因為找不到自己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選擇了沉默。巴金在文學界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僅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點上，又創造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擁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個看似普通的發言，改變了他整個後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這個重大轉折的一年之後，我見到了他。
因此，我的這篇文章，接下來就要換一種寫法了。
四
我是十七歲那年見到巴金的。他的女兒李小林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帶著我和別的人，到他們家裏去。
那天巴金顯得高興而輕鬆，當時他已經五十九歲，第一次親自在家裏接待女兒進大學後的老師和同學。以前當然也會有小學、中學的老師和同學來訪，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號，一個舒適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樹掩映著，很安靜。大門朝西，門裏掛著一個不小的信箱，門上開了一個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幾年之後，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書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將通過這個信箱出現在海內外讀者麵前。那天下午當然毫無這種預感，我隻在離開時用手指彈了一下信箱，看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
巴金、肖珊夫婦客氣地送我們到大門口。他們的笑容，在夕陽的映照下讓人難忘。
我們走出一程，那門才悄悄關上。盛鍾健老師隨即對我說：“這麼和藹可親的人，該說話的時候還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個發言，直到今天還受到非難。”
“什麼發言？”我問。
“你可以到圖書館找來讀一讀。”盛老師說。
當天晚上我就在圖書館閱覽室裏找到了這個發言。
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頭，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社會裏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裏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裏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裏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浩大，寄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到處亂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膽，失掉了雄心壯誌。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上海文化界的與會者，聽巴金講這段話的時候都立即肅靜，想舉手鼓掌，卻又把手掌抬起來，捂住了嘴。隻有少數幾個大膽而貼心的朋友，在休息時暗暗給巴金豎大拇指，但動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為什麼會這樣？從具體原因看，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人都從巴金的發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後麵是張春橋，張的後麵是上海的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條線，巴金應該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後來在長期的實際遭遇中一次次回憶巴金的發言，才漸漸明白他的話具有更普遍的意義。一座城市在某個時間出現姚文元、張春橋這樣的人畢竟有點偶然，但巴金的話卻不偶然，即使到中國別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適用。
讓我們在五十年後再把巴金的論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點來看一看——
第一，使中國作家提心吊膽、失掉雄心壯誌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簡稱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
第二，這些人的行為方式分為五步：自己製造框框；把別人套在裏邊；根據框框抓辮子；根據辮子戴帽子；然後，亂打棍子。
第三，這些人具有蟄伏性、隱潛性、模糊性，即“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的專業定位，更是不可認真尋訪。
第四，這些人嗅覺靈敏，出手迅捷。隻要看到哪個作家一開口，一拿筆，他們便立即舉起棍子，絕不拖延。
第五，這些人數量很少，卻聲勢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據全部傳播管道。在製造輿論上，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狼群。
第六，這些人口頭上說得很堂皇，但實際的原始動力，隻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欲望：“倘使別人的花園裏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第七，盡管隻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欲望，但由於這些人表現出“怒火”，表現出“高舉”，表現出“痛擊”，很像代表正義，因此隻要碰上，就會造成很多麻煩，使人腦筋震壞。中國文化界的暴虐和膽怯，皆由此而來。
以上七點，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經用平順而幽默的語氣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溫，仍然深深佩服。因為隔了那麼久，似乎一切已變，姚文元、張春橋也早已不在人世，但這些“棍子”依然活著，而且還有大幅度膨脹之勢。
巴金的發言還隱藏著一個悖論，必須引起當代智者的嚴肅關注——
他是代表著受害者講話的，但乍一看，他的名聲遠比“棍子”們大，他擔任著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當然稿酬也比“棍子”們多，處處似乎屬於“強者”，而“棍子”們則是“弱者”。但奇怪的現象發生了：為什麼高舉著棍棒揮舞的“弱者”雙手，總是那麼強蠻凶狠？為什麼戰栗於棍棒之下的“強者”生靈，總是那麼羸弱無助？
這個深刻的悖論，直指後來的“文革”本質，也直指今天的文壇生態。
其實，中國現代很多災難都起始於這種“強弱渦旋”。正是這種“似強實弱”、“似弱實強”的倒置式渦旋，為剝奪、搶劫、嫉恨，留出了邪惡的輿論空間和行動空間。這就在社會上，形成了以民粹主義為基礎的“精英淘汰製”；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義為基礎的“傳媒暴力幫”。
巴金憑著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說得一針見血。
就在巴金發言的兩個星期之後，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聯社從香港發出了一個電訊。於是，大麻煩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