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社的電訊稿說：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家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缺乏言論自由正在扼殺中國文學的發展。
他說：“害怕批評和自責”使得許多中國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內，成為閑人，他們主要關心的就是“避免犯錯誤”。
巴金一向是多產作家，他在共產黨征服中國以前寫的在今天中國以及在東南亞華僑當中仍然極受歡迎。但是在過去十三年中，他沒有寫出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這位作家說，看來沒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們”來自何方，“但是，隻要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說：“這些人在作家當中產生了恐懼。”
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氣，來擺脫這樣的恐懼，寫出一些具有創造性的東西。
美聯社的電訊稿中還說，當時北京的領導顯然不讚成巴金的發言，證據是所有全國性的文藝刊物都沒有刊登或報道這個發言。原來美聯社的電訊晚發了兩個星期，是在等這個。
美聯社這個電訊，姚文元、張春橋等人都看到了。於是，巴金成了“為帝國主義攻擊中國提供炮彈的人”。
那麼，我那天與盛鍾健老師等人一起進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彈庫”。
五
姚文元、張春橋他們顯然對巴金的發言耿耿於懷，如芒在背。幾年後他們被提升為惡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權勢熏天，卻一再自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發言中對他們的稱呼，他們接過去了，鍍了一層金。
我一直認為，“文革”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棍子運動”。
巴金幾年前的論述，被千萬倍地實現了。“文革”期間，中國大地，除了棍子，還是棍子。揭發的棍子、誹謗的棍子、誣陷的棍子、批鬥的棍子、聲討的棍子、圍毆的棍子……整個兒是一個棍子世界。
幾年前唯一對棍子提出預警的巴金，刹那間顯得非常偉大。但他自己，卻理所當然地被棍子包圍。那扇我記憶中的深秋夕陽下的大門，一次次被歹徒撞開。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報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協會，立即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字報。多數是作家們寫的，但語言卻極為惡濁，把他說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動作家”、“寄生蟲”……
平日看起來好好的文人們，一夜之間全都“纖維化”、“木質化”了，變成了無血無肉的棍子，這是法國荒誕派作家尤奈斯庫寫過的題材。
在上海作家協會裏，長期以來最有權勢的，是來自軍隊的“革命作家”。“文革”爆發後，以胡萬春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權。“革命作家”裏邊矛盾很大，爭鬥激烈，爭鬥的共同前提，一是爭著討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爭著對“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協會，幾乎沒有人與巴金說話了，除非是訓斥。
巴金並不害怕孤獨的“寒夜”。每天，他從巨鹿路的作家協會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萬分疲憊。他一路走來，沒想到這座城市會變成這樣，這個國家會變成這樣。終於到家了，進門，先看那個信箱，這是多年習慣。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經取走了。
後來知道，肖珊搶先拿走報紙，是為了不讓丈夫看到報紙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寫的文章。她把那些報紙在家裏藏來藏去，當然很快就被丈夫發現了。後來，那個門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兩人密切關注的焦點，誰都想搶先一步，天天都擔驚受怕。
他們的女兒李小林，早已離開這個庭院，與我們這些同學一起，發配到外地農場勞動。她在苦役的間隙中看到上海的報紙，上麵有文章說巴金也發配到上海郊區的農場勞動去了，但是，“肩挑兩百斤，思想反革命”。兩百斤？李小林流淚了。
當時在外地農場，很多同學心中，都有一個破敗的門庭。長輩們每天帶著屈辱和傷痕在門庭中進進出出，一想，都會像李小林那樣流淚。我心中的門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關押，叔叔已被逼死，隻剩下了年邁的祖母和無助的母親，衣食無著……
重見門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後。“文革”已經失敗卻還在苟延殘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來主政後開始文化重建，我們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這在當時叫作“落實政策”，有“寬大處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張春橋還記恨著巴金的發言，他說：“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當時張春橋位居中央高位，巴金當時的處境，可想而知。
但是，國際文學界在惦念著巴金。法國的幾位作家不知他是否還在人世，準備把他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來作試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更是想方設法尋找他的蹤跡。在這種外部壓力下，張春橋等人又說，“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內部矛盾，養起來，做一些翻譯工作。”
於是，他被歸入當時上海“寫作組係統”的一個翻譯組裏，著手翻譯俄羅斯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一個受盡折磨的生命，隻是在“不槍斃”的縫隙中殘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維。我想，這就是生命中最難被剝奪的尊嚴。活著，哪怕隻有一絲餘緒，也要快速返回這個等級。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個庭院。巴金的愛妻肖珊已經因病去世，老人抱著骨灰盒號啕大哭，然後陷於更深的寂寞。一走進去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我們熟悉的庭院，氣氛已經越來越陰沉，越來越蕭條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鴻生輕聲告訴我，他在隔壁。我在猶豫要不要打擾他，突然傳來了他的聲音。聽起來，是在背誦一些文句。
李小林聽了幾句，平靜地告訴我：“爸爸在背誦但丁的《神曲》。他在農村勞役中，也背誦。”
“是意大利文？”我問。
“對。”李小林說，“好幾種外語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個中國作家蒼涼而又堅韌的背誦，意大利文，帶著濃重的四川口音。
我聽不懂，但我知道內容。
啊，溫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來訪問我們這些用血染紅大地的陰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們的朋友的話，
我們會為你的平安向他祈禱，
因為你可憐我們受這殘酷的懲罰。
在風像這裏現在這樣靜止的時候，
凡是你們喜歡聽的和喜歡談的事，
我們都願意聽，
都願意對你們談。
……
這便是但丁的聲音。
這便是巴金的聲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卻交融於頃刻之間。那天下午，我似乎對《神曲》的內涵有了頓悟，就像古代禪師頓悟於不懂的梵文經誦。假、惡、醜，真、善、美，互相對峙，互相扭結，地獄天堂橫貫其間。
這裏有一種大災中的平靜，平靜中的祈禱，祈禱中的堅守。
過了一段時間，形勢越來越惡劣了，我告訴李小林：“正在托盛鍾健老師找地方，想到鄉下山間去住一陣。”
盛鍾健老師，也就是最早把我帶進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聽他的名字就點頭，不問別的什麼了。當時報紙上已在宣揚，又一場叫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又要開始，人人不能脫離。但那時的我，已經在獨身抗爭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個人。
那個傾聽巴金誦讀《神曲》的記憶，長久地貯存在我心底。我獨自隱居鄉下山間，決定開始研究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關係，也與那個記憶有關。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間荒路上，我如夢似幻地跨越時空飛騰悠遊。
直到很多年後，我還一次次到佛羅倫薩去尋訪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間去，一個人去，與妻子一起去，心中總是回蕩著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時“文革”災難早已過去，但天堂和地獄的精神分野卻越來越清晰，又越來越模糊了。因此，那個記憶，成了很多事情的起點。
六
從那個下午之後再見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時他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卻出乎意料地迎來了畢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個時代對文化的虧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轉彎。人們立即以誇張的方式“轉變立場”，還來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奮地擁抱住了文化界的幾乎一切老人。盡管前幾天，他們還對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數老人早已身心疲憊、無力思考。巴金雖也疲憊，卻沒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種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時間，從者蜂擁，美言滔滔。
巴金對於新時代的到來是高興的，覺得祖國有了希望。但對於眼前的熱鬧，卻並不適應。
這事說來話長。在還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一個人如果遭遇圍毆，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單位之內。正如我前麵寫到過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種具體災難，多數也來自於他熟悉的作家。現在，作家們突然轉過身來一起宣稱，他們一直是與巴金在並肩受難，共同戰鬥。
對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氣的。例如，在災難中，上海每家必須燒製大量“防空洞磚”，巴金家雖然一病一老，卻也不能例外，那麼請問，單位裏有誰來幫助過？肖珊病重很長時間，誰協助巴金處理過醫療問題？肖珊去世後的種種後事，又是誰在張羅？我隻知道，是我們班的同學們在出力，並沒有看到幾個作家露臉。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虛假，反覺得那些人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也過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噩夢，一次次重新見到那些大字報，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現在麵臨的問題不僅出現在眼前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隱藏在民族心理的深處。
能不能學會反省？這成了全體中國人經曆災難之後遇到的共同課題。
為此，巴金及時地發出三項呼籲——
第一，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
第二，呼籲反省，並由他自己做起，開始寫作《隨想錄》；
第三，呼籲“講真話”。
“文革博物館”至今沒有建立，原因很複雜。有的作家撰文斷言是“上級”阻止，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試想，“文革博物館”如果建立，那總少不了上海作家協會一次次批鬥巴金的圖片和資料吧？那麼，照片上會出現多少大家並不陌生的臉？揭發材料上會出現多少大家並不陌生的簽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發，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敗惡勝”。因此，他隻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隨想錄》不久問世，一個在災難中受盡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誠地檢討自己的心靈汙漬，實在是把整個中國感動了。最不具備反省能力的中國文化界，也為這本書的出版，安靜了三四年。
巴金認為，即使沒有災難，我們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講真話”。他認為，這是中國人的軟項，也是中國文化的軟項。如果不講真話，新的災難還會層出不窮。因此，他把這一點當作反省的關鍵。
當時就有權威人士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發表文章說：“真話不等於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駁，說：“我們一生，聽過多少‘真理’，又聽到幾句真話？與真話對立的‘真理’，我寧肯不要！”
僅僅提出“講真話”，就立即引來狙擊，可見這三個字是如何準確地觸動了一個龐大的神經係統。這與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責斥“棍子”時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對這三個字，作一些文化闡釋。
中國文化幾千年，嚴重缺少“辨偽機製”。進入近代之後，又未曾像西方一樣經曆實證主義的全民訓練，因此這個弊病一直沒有克服。事實上，許多看似“鐵證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曆史應該留下一批造謠者的惡名，但是，他們其實並不重要。真正起控製作用的，是酷愛謠言的群體心理，是聞風而動的鬥爭哲學，是大假不懲的法律缺失，是無力辨偽的文化傳統。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複申述的“講真話”，具有強大的文化挑戰性，可視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中華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簡單的語言對巴金的貢獻作一個總結了。
我認為，巴金前半生，以的方式參與了兩件事，不妨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反封建”、“爭人道”；巴金後半生，以非的方式呼喊了兩件事，也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講真話”。
前兩件事，參與者眾多，一時蔚成風氣；後兩件事，他一個人領頭，震動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賦予很高的社會地位，先是全國人大常委，後來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又一直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但他已經不能參與會議了，多數時間在病房裏度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