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到華東醫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飯的時間。護士端上飯菜，李小林把他的輪椅搖到小桌子前。他年紀大了，動作不便，吃飯時還要在胸前掛一個圍兜。當著客人的麵掛一個圍兜獨自用餐，他有點靦腆，盡管客人隻是晚輩。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飯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醫院的飯菜實在太簡單，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輪椅，他輕輕說了一句四川話，我沒聽清，李小林卻笑了。臨走，李小林送我到門外，我問：“剛才你爸爸說了一句什麼話？”
“爸爸說，這個樣子吃飯，在餘秋雨麵前丟臉了！”
我一聽也笑了。
“這裏的飯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麼？”我問。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漢堡包，他特別喜歡。”
“這還不容易？”我有點奇怪。
“醫院裏不供應，而我們也沒有時間去買。”李小林說。
“這事我來辦。”我說。
當時我正在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學院就在醫院附近。我回去後立即留下一點錢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請他們每天幫我到靜安寺買一個漢堡包送到醫院。
但是，我當時實在太忙了，交代過後沒有多問。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隻送成兩次。不久，巴金離開醫院到杭州去養病了。
而我，則已經辭職遠行，開始在廢墟和荒原間進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寫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帶著走，卻怕丟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門。
夕陽下的武康路，一個不知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搶著伸手進去摸過，總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讀的報紙。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這個門口，我悄悄推門進去，卻聽到了蒼涼的《神曲》……
我決定把稿子寄給這扇大門，寄給這個信箱。巴金依然主編著《收獲》雜誌，他病後，由李小林在負責。李小林對文學的判斷力，我很清楚。想當年，在張春橋剛剛講了槍斃不槍斃巴金的凶惡言語之後，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隻能小聲說話。她居然不屑一顧地避開了張春橋的話題，鄭重地向我推薦了蘇聯新生代作家艾特瑪托夫的新作，而且從頭到底隻說藝術，說得那麼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這些寫於廢墟的文字，盡管在當時處處不合時宜。
有時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個信箱裏。通常在夜間，不敲門，也不按電鈴。這是一項有關文化的投寄，具體中又帶點抽象。不要說話，隻讓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時武康路還非常安靜，安靜得也有點抽象。
這項投寄，終於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書籍。
這一來，這扇大門、這個信箱、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過、承受過的邏輯了。先是棍子橫飛，後是謠言四起，對著我。
但是，由於我目睹過巴金的經曆，居然能在大規模的誹謗中含笑屹立，不為所動。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卻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說，自己不應該活得那麼久。
他甚至說，用現代醫學來勉強延長過於衰弱的身體，並非必要。
他甚至說，長壽，是對他的懲罰。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著傾聽，保持著詢問，保持著思考，因此，也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東西，那就是憂鬱。
憂鬱？
是的，憂鬱。說他保持別的什麼不好嗎？為什麼強調憂鬱？
但這是事實。
他不為自己的衰弱而憂鬱。憂鬱，是他一輩子的精神基調。從青年時代寫《家》開始就憂鬱了，到民族危難中的顛沛流離，到中年之後發現棍子，經曆災難，提倡真話，每一步，都憂鬱著。
冰心曾勸他：“巴金老弟，你為何這麼憂鬱？”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憂鬱過程中享受著生命。
在生命行將終結的時候，他還在延續著這種享受。
他讓人明白，以一種色調貫穿始終，比色彩斑斕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電話裏和李小林討論過巴金的憂鬱。
我說，巴金的憂鬱，當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時代原因、氣質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這一些。憂鬱，透露著他對社會的審視，他對人群的疏離，他對理想和現實之間距離的傷感，他對未來的疑慮，他對人性的質問。憂鬱，也透露著他對文學藝術的堅守，他對審美境界的渴求，他對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總之，他的要求既不單一，也不具體，因此來什麼也滿足不了，既不會歡欣鼓舞、興高采烈，也不會甜言蜜語、歌功頌德。他的心，永遠是熱的；但他的眼神，永遠是冷靜的，失望的。他天真，卻不會受欺；他老辣，卻不懂謀術。因此，他永遠沒有勝利，也沒有失敗，剩下的，隻有憂鬱。
他經常讓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話：“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孟子·離婁下》）
憂鬱中的衰弱老人，實在讓人擔心，卻又不便打擾。
我常常問李小林：“你爸爸好嗎？最近除了治病，還想些什麼？你有沒有可能記錄一點什麼？”
李小林說：“他在讀你的書。”
“什麼？”我大為驚奇，以為老同學與我開玩笑。
“是讓陪護人員在一旁朗讀，不是自己閱讀。”李小林說。
我仍然懷疑。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麼可能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讀我或聽我的書？而我的書，又總是那樣不能讓人放鬆，非常不適合病人。
終於，我收到了文彙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書，作者陸正偉先生，正是作家協會派出的陪護人員。他在書中寫道，進入九十年代後，巴老被疾病困擾，身體日趨衰弱，卻喜歡請身邊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尤其是聽發表在《收獲》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細地聽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專欄中的所有文章”。
陸正偉又寫到他為巴金朗讀我的《山居筆記》時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壓縮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燈下給巴老讀著餘秋雨發表在《收獲》100期上的“寧古塔”。當我讀到康熙年間詩人顧貞觀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邊疆的老友吳兆騫而寫下的《金縷曲》時，病床上的巴老也跟著背誦了起來。我不由放下書驚歎地問巴老：“您的記憶力怎麼會那樣好？”巴金說：“我十七八歲在成都念書時就熟讀了。”他接著又說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獄’太殘酷了！”
我坐在邊上，望著沉思不語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讀過的詞至今還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誦下來，那麼，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場浩劫又怎能輕易地從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聽出來了，我寫那段曆史，是為了揭露古代和現代的“文字獄”。因此他聽了之後，便“沉思不語”。他在“沉思”什麼？我大體知道。
但是，讓我最感動的是，陸正偉先生說，巴金在聽到我引述的《金縷曲》時，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使朗讀的人“不由放下書驚歎”。
古人匍匐在死亡邊緣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歲就熟讀了，而在七十多年後還脫口而出，可見這也是他自己漫長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災難深處是不是多次背誦過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著友情企盼來回答災難的。
終於，巴金越來越衰弱，不能背誦但丁，不能背誦顧貞觀了。當然，也不能再聽我的書了。
誰都知道，一個超越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生命即將畫上句號。但是，這個生命太堅韌了，他似乎還要憂鬱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這時，我們突然有點驚慌。不是怕他離去，而是怕他在離去之前又聽到一點不應該聽到的什麼。
九
在巴金離世之前，在他不能動、不能聽、不能說的時刻，一些奇怪的聲音出現了。
我為一個病臥在床的百歲老人竟然遭受攻擊，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憤怒，而是羞愧。為大地，為民族，為良心。
我為百歲老人遭遇攻擊時，文化輿論界居然毫無表情，深感羞愧。為曆史，為文化，為倫常。
仍然是李小林轉給我的一些報刊複印件，都是剛剛發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俸兩朝的貳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後都活著。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獲版稅銀子”，其實誰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積蓄都捐獻了。
對於當年張春橋揚言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說，是因為巴金與張春橋有“私人糾葛”。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們其實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後裔。
對巴金在《隨想錄》裏的自我反省，他們說，這是“坦白坯子”、“欺世盜名”、“欲蓋彌彰”、“虛偽畢現”、“偽君子”，甚至用通欄標題印出這樣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總之，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負麵成語，當作石塊，密集地扔向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覺得現在這些“傳媒達人”比當年的造反派暴徒還惡劣萬倍，因為當年的暴徒向巴金進攻時，他才六十歲，而今天向他進攻時，他已一百歲。
世界上任何黑幫土匪，也不可能向一個百歲老人動手。今天的中國文化傳媒，怎麼反倒這樣？這麼一對比就不禁讓人驚訝：這種滔天的深仇從何而來？
我認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進攻，全都來自於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因此，輕言“‘文革’早已過去”、“‘文革’不會再來”，還為時過早。你看僅僅在文化人中間，還埋伏著這麼多“文革”式的地雷，時時準備爆發。他們中的一部分，現在又多了一重“異見人士”的身份。其實這些人物的“異見”，是主張重新返回“文革”，而他們的言談舉止，早已徹底返回。
對於這種人，最早反擊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劉再複先生，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寫道：
現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擊巴金為“貳臣”，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沒有人格的。歌德說過，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擊名家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處都有。
劉再複先生不知道的是，他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沒多久，那些人物已經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國的文化傳媒界大顯身手，由“黑暗生物”變成了“光明天神”。
你說，巴金能不憂鬱嗎？
憂鬱的不僅是他。當百歲老人終於閉上眼睛的時候，這批人比他出生的時候更威風，比他受難的時候更囂張，而且，社會對他們完全無力阻止，反而全力縱容。你說，曆史能不憂鬱嗎？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沒缺少什麼，其實不是這樣。他身上所帶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但一旦抽離，城市卻失重了。何況，跟著先後走了的，還有黃佐臨，還有謝晉，還有陳逸飛……
上海永遠不會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話題，也不缺少名號。缺少的，往往是讓海內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嚴。這種尊嚴來自於高度，來自於思考，來自於憂鬱，來自於安靜，因此看起來與喧騰的市聲格格不入。
就像魯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這種看起來“不落地”的存在，使這座城市著實獲得過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熱鬧的鏡頭；一座高貴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幾抹孤獨的雲霞。
在熱鬧的鏡頭中，你隻需要平視和俯視；而對於孤獨的雲霞，你必須抬頭仰望。
據說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辦公室裏掛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溝渠，也要仰望星雲。”
我借此給星雲大師開起了玩笑：“您看，連他都在看您！”
我這個玩笑開在去年冬天，當時我陪著星雲大師去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
星雲大師一聽就笑了，說：“那星雲不是我。但是，能學會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們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在睥睨萬物，很少有人會抬頭仰望。
因此，出現了太多高樓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來電，說她要搬家。那個庭院，將成為一個紀念館，讓人瞻仰。
這是好事，但我一時不會進去參觀。太多的回憶，全都被那扇帶著信箱的朝西大門，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們讀得過於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較安靜，因此在夜間，這個庭院還是會顯得抽象。沒有了老人也沒有了家人的庭院，應該還有昔日的風聲和蟲鳴吧？
那就先寫下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