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蕭伯納的寓所。
再過兩個多星期，就是蕭伯納八十一歲的生日。這些天，預先來祝賀的人很多，他有點煩。
早在十二年前獲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已經在抱怨，獎來晚了。他覺得自己奮鬥最艱難的時候常常找不到幫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奮鬥，獎卻來了。
“我已經掙紮到了對岸，你們才拋過來救生圈。”他說。
可見，那時的他，已覺得“對岸”已到，人生的終點已近。
但是誰想得到呢，從那時開始，又過了十二年，還在慶祝生日，沒有一點兒要離開世界的樣子。他喜歡嘲笑自己，覺得自己偷占生命餘額的時間太長，長得連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餘額”的漫長階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會的每個角落都以打擾他為榮。他盡量推托，但有一些請求卻難以拒絕，例如捐款。
他並不吝嗇，早已把當時諾貝爾文學獎的獎金八萬英鎊，全數捐給了瑞典的貧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歡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夾帶一點兒道德要挾。對此，他想有所表態。
正好有一個婦女協會來信，要他為一項活動捐款，數字很具體。蕭伯納立即回信，說自己對這項活動一無所知，也不感興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後暗想，隨便她們怎麼罵吧。沒想到過幾天收到了她們的感謝信，說她們把他的回信拍賣了，所得款項大大超過了她們當初提出的要求。
“還是被她們卷進去了。”他聳了聳肩。
對於直接找上門來的各種人員，仆人都理所當然地阻攔了。因此，住宅裏才有一份安靜。
但是，剛才他卻聽到，電鈴響過，有人進門。很快仆人來報：“那個您同意接見的中國人黃先生，來了。”
黃先生就是黃佐臨，一九二五年到英國留學，先讀商科，很快就師從蕭伯納學戲劇，創作了《東西》和《中國茶》，深受蕭伯納讚賞。黃佐臨曾經返回中國，兩年前又與夫人一起赴英，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研究莎士比亞，並在倫敦戲劇學館學導演，今年應該三十出頭了吧？這次他急著要見麵，對蕭伯納來說有點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據他的經驗，這位學生不會特地趕那麼多路來預祝生日。原因應該與大事有關：《泰晤士報》已有報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發了侵華戰爭。
蕭伯納想，中國、日本打起來了，祖國成了戰場，回不去了，黃先生可能會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紹一份能在英國長期居留的工作。當然，是戲劇工作。
蕭伯納邊想邊走進客廳。他看到，這位年輕的中國人，正在細看客廳壁爐上鐫刻著的一段話，他自己的語錄。
黃佐臨聽到腳步聲後立即回過頭來，向老師蕭伯納問好。
落座後，蕭伯納立即打開話匣子：“七月七日發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來與您告別。”黃佐臨說。
“告別？去哪兒？”蕭伯納很吃驚。
“回國。”黃佐臨說。
“回國？”蕭伯納更吃驚了，頓了頓，他說，“那兒已經是戰場，仗會越打越大。你不是將軍，也不是士兵，回去幹什麼？”
黃佐臨一時無法用英語解釋清楚中國文化裏的一個沉重概念：“赴國難”。他隻是說：“我們中國人遇到這樣的事情，多數會回去。我不是將軍，但也算是士兵。”
蕭伯納看著黃佐臨，好一會兒沒說話。
“那我能幫助你什麼？”蕭伯納問，“昨天我已對中國發生的事發表過談話。四年前我去過那裏，認識宋慶齡、林語堂，他們的英語都不錯。還見了一個小個子的作家，叫魯迅。”
黃佐臨點了點頭，說：“我這次回去，可能回不來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樣，再給我題寫幾句話？”
“上次？”蕭伯納顯然忘記了。
“上次您寫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蕭伯納派，我是蕭伯納；如果黃先生想有所成就，千萬不要做誰的門徒，必須獨創一格。”黃佐臨背誦了幾句。
“想起來了！”蕭伯納嗬嗬大笑，“這是我的話。”
說話間，黃佐臨已經打開一本新買的簽名冊，放到了蕭伯納前麵，說：“再給我留一個終身紀念吧。”
蕭伯納拿起筆，抬頭想了想，便低頭寫了起來。黃佐臨走到了他的後麵。
蕭伯納寫出的第一句話是——
起來，中國！東方世界的未來是你們的。
寫罷，他側過頭去看了看黃佐臨。黃佐臨感動地深深點頭。在“七七事變”後的第三天，這句話，能讓一切中國人感動。
蕭伯納又寫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氣，那麼，使未來的盛典更壯觀的，將是中國戲劇。
黃佐臨向蕭伯納鞠了一躬，把簽名冊收起，然後就離開了。
二
上麵這個場景，是八十歲的黃佐臨先生在新加坡告訴我的。
那時我正在新加坡講學，恰逢一個國際戲劇研討會要在那裏舉行。參加籌備的各國代表聽說蕭伯納的嫡傳弟子、亞洲最權威的戲劇大師黃佐臨還健在，就大膽地試圖把他邀請與會。這是一種幻想，但如果變成現實，那次研討會就有了驚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戲劇家郭寶昆先生為此專程前往上海，親自邀請和安排。幾個國家的戲劇家還一再來敲我寓所的門，希望我也能出點力。
他們找我是對的，因為我是黃佐臨先生的“鐵杆忘年交”。我為這件事與黃佐臨先生通了一次長途電話，他說，稍感猶豫的不是身體，而是不知道這個會議的“內在等級”。
我說：“已經試探過了，來吧。”他就由女兒黃曉芹陪著，來了。
這一下轟動了那個國際會議，也轟動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長恭敬拜見他，第一句就問：“您什麼時候來過新加坡？”
黃佐臨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長很年輕，他把“六十年前”聽成了“六十年代”。這已使他覺得非常遙遠了，說：“六十年代？這離現在已經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黃佐臨先生一笑，說：“請您把時間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長迷糊了，卻以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隨即解釋道：“黃先生於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國留學，路過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長終於搞清楚了，卻受了驚嚇。
我又接著說：“他到英國師從蕭伯納，那時，這位文豪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到告別的時候，蕭伯納已經八十一歲。”
部長一聽又有點迷糊。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場話語總是太刻板，我想用長長的時間魔棍把談話氣氛攪活躍一些。盡管我隨口說出的內容，都沒有錯。
黃佐臨先生在那個國際會議上作了演講。主持人一報他的名字，全場起立鼓掌。他站起來走向演講台，頎長的身材，銀白的頭發，穩健的步履，一種世界級的優雅。
他開口了，標準的倫敦英語，語速不快，用詞講究，略帶幽默，音色圓潤，婉轉堂皇。全場肅靜，就像在聆聽來自天國的指令。
在高層學術文化界，人們看重的是這位演講者本人，並不在乎他的國籍歸屬。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們的作品、學派、觀點，卻常常說不準他們是哪國人。就說黃佐臨先生的老師蕭伯納吧，究竟該算是愛爾蘭人，還是英國人？畢加索，是西班牙人，還是法國人？愛因斯坦呢？……在文化上，偉大，總是表現為跨疆越界。這麼一想，我再回頭細細審視會場裏的聽眾，果然發現，大家都不分國籍地成了台上這位優雅長者的虔誠學生。誰能相信，這位長者剛從中國的“文革”災難中走出？
那就請隨意聽幾句吧——
在布萊希特之後，荒誕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條條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卻走通了……
他平靜地說，台下都在埋頭刷刷地記。
在演出方式上，請注意在戈登克雷他們的“整體戲劇”之後的“貧困戲劇”，我特別看重格洛道夫斯基。最近這幾年，最有學術含量的是戲劇人類學。中心，已從英國、波蘭移到了美國，紐約大學的理查·謝克納論述得不錯，但實驗不及歐洲……
大家記錄得有點跟不上，他發現了，笑了笑，說：有些術語和人名的拚寫，我會委托大會秘書處發給諸位。
請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西方戲劇學，看似費解而又雜亂，卻更能與東方古典戲劇接軌，因此這裏有巨大的交融空間和創造空間。日本對傳統戲劇保護得好，但把傳統僵化了。中國也想把傳統和創新結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願和理論意願，缺少真正的大藝術家參與其間。印度，對此還未曾自覺……
大家還是在努力記錄。
總之，在這位優雅長者口中，幾乎沒有時間障礙，也沒有空間障礙。他講得那麼現代，很多專業資訊，連二十幾歲的新一代同行學人也跟不上。
三
當年黃佐臨先生告別蕭伯納回國，踏上了炮火連天的土地。幾經輾轉，最後落腳上海。他想來想去，自己能為“國難”所做的事，還是戲劇。
那時的上海，地位非常特殊。周圍已經被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但上海開埠以來逐一形成了英國、法國、美國的勢力範圍——“租界”，日本與這些國家暫時還沒有完全翻臉，因此那些地方也就一度成了“孤島”。在“孤島”中，各地從炮火血泊中逃出來的藝術家們集合在一起，迸發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責任和創作激情。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孤島”淪陷，不少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大家仍在堅持。這中間，黃佐臨，就是戲劇界的主要代表。
誰能想得到呢？就在國破家亡的巨大災難中，中國迎來了戲劇的黃金時代。這些戲，有的配合抗日，有的揭露暴虐，有的批判黑暗，有的則著眼於社會改造和精神重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則在藝術形式的國際化、民族化上作了探索。由於黃佐臨在英國接受過精湛的訓練，每次演出都具有生動的情節和鮮明的形象，大受觀眾歡迎。從我偶爾接觸到的零碎資料看，僅僅其中一台不算太重要的戲《視察專員》，四十天裏就演了七十七場。其他劇目演出時的擁擠，也十分驚人。
請大家想一想，這麼多擠到劇場裏來的觀眾，當時正在承受著多麼危難的逃奔之苦。藝術的重大使命，就是在寒冷的亂世中溫暖人心。
藝術要溫暖人心，必須聚集真正的熱能。當時這些演出的藝術水準，從老藝術家們的記述來看，達到了後人難於企及的地步。別的不說，僅從表演一項，黃佐臨先生最常用的演員石揮，在當時就被譽為“話劇皇帝”。我們從一些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確實還沒有人能夠超越。除石揮外，黃佐臨先生手下的藝術隊伍堪稱龐大，開出名字來可以說是浩浩蕩蕩。
幾位很有見識的老藝術家在回憶當時看戲的感覺時寫道：“那些演出，好得不能再好”；“平生劇場所見，其時已歎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