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我就是那個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觀眾心理學。”然後，他又在幾個藝術關節上與我作了詳盡探討。
這樣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麼能不盡量與他多交往呢？
他也願意與我在一起。就連家裏來了外國藝術家，或別人送來了螃蟹什麼的，他都會邀我去吃飯。他終於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錯，就一再鼓動我開一個“餘教授餐廳”，專供上海文化界。他替我“坐堂”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後來，他又興致勃勃地給我講過一個新構思的“戲劇巡遊計劃”。選二十台最好的戲，安排在二十輛大貨車上做片段演出，一個城市、一個城市輪著走。他每次講這個計劃的時候，都會激動得滿臉通紅。
他說，劇場是死的，車是活的，古希臘沒有機動車，我們現在有了，以前歐洲不少城市也這麼做過。但是，當我一潑冷水，說根本選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戲”，他想一想，點了點頭，也就苦惱了。這個過程多次重複，使我相信，大藝術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緊密合作”卻隻有一次，時間倒是不短。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開始要評“職稱”了。這是一件要打破頭的麻煩事，官員們都不敢涉足。其實他們自己也想參評，於是要找兩個能夠“擺得平”的人來主事。這兩個人，就是黃佐臨先生和我。
經過多方協調，他和我一起被任命為“上海文化界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的“雙主任”。我說，不能“雙主任”，隻能由黃佐臨先生掛帥，我做副主任。但黃佐臨先生解釋說，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則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負責評審各大學的文科教授，說起來比較客觀。因此，“雙主任”是他的提議。
在評審過程中，黃佐臨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現。他表麵上講話很少，心裏卻什麼都明白。
例如，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後曆次政治運動中的“整人幹將”，不管官職多高，名聲多大，他都不讚成給予高級職稱。有一個從延安時代過來的“院長”，很老的資格，不小的官職，也來申報。按慣例，必然通過，但評審委員會的諸多委員們沉默了。黃佐臨先生在討論時隻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詞輕輕說了一句：“搞作品，還是搞人？這是個問題。”過後投票，沒有通過。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資格申報高級職稱的人，大家都認識。對於其中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領和積極分子，怎麼辦？黃佐臨先生說：“我們不是政治審查者，隻評業務。但是，藝術怎麼離得開人格？”
我跟著說：“如果痛改前非，業務上又很強，今後也可以考慮。但現在，觀察的時間還不夠。”因此，這樣的人在我們評的第一屆，都沒有上去。
對於“革命樣板戲”劇團的演員，黃佐臨先生覺得也不必急著評，以後再說。“那十年的極度風光，責任不在他們。但他們應該知道，當時他們的同行們在受著什麼樣的煎熬，不能裝作沒看見。”他說。
對於地方戲曲的從業人員，黃佐臨先生和我都主張不能在職稱評定上給予特殊照顧。他認為，這些名演員已經擁有不少榮譽，不能什麼都要。這是評定職稱，必須衡量文化水準和創新等級。
我則認為，上海的地方戲曲在整體上水準不高，在風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謂“流派”，隻是當年一些年輕藝人的個人演唱特點，其中有不少是缺點。如果我們的認識亂了，今後就會越來越亂，說不定會把缺點當作“遺產”來繼承。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藝術高低清楚，實在讓人懷念。出乎意料的是，當時被我們擱置的那些人，現在有不少已經上升為“藝術泰鬥”、“城市脊梁”。我估計，黃佐臨先生的在天之靈又在朗誦《哈姆雷特》了：
“泰鬥，還是太逗？這是個問題。”
“脊梁，還是伎倆？這又是個問題。”
就在那次職稱評定後不久，國家文化部在我所在的上海戲劇學院經過三次“民意測驗”，我均排名第一，便順勢任命我出任院長。
黃佐臨先生聽說後，立即向媒體發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歎：可喜，可惜！
上海電視台的記者祁鳴問他：“何謂可喜？”
他說：“‘文革’十年，把人與人的關係都撕爛了。這位老兄能在十年後獲得本單位三次民意測驗第一，絕無僅有，實在可喜。文化部總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記者又問：“何謂可惜？”
他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正廳級，但隻適合那些懂一點藝術又不是太懂、懂一點理論又不是太懂的人來做。這位老兄在藝術和學術上的雙重天分，耗在行政上，還不可惜？”
他的這些談話，當時通過報紙廣為流傳。他稱我“老兄”，其實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歲。但我已經沒有時間與他開玩笑了，連猶豫的空間也不存在，必須走馬上任，一耗六年。
這六年，我不斷地重溫著“可喜，可惜”這四個字。時間一久，後麵這兩個字的分量漸漸加重，成了引導我必然辭職的咒語。
六年過去，終於辭職成功。那一年，他已經八十五歲了；而我，也已經四十五歲。
六
原以為辭職會帶來輕鬆，我可以在長煙大漠間遠行千裏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上海，從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雙雙手，把我拽住了。
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上海一些文人聰明，想在社會大轉型中通過顛覆名人來讓自己成名。但他們又膽小，不敢觸碰有權的名人。於是，等我一辭職，“有名無權”了，就成了他們的目標。正好，在職稱評定中被我簽字否決的申報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氣的機會。於是，我被大規模“圍啄”。
我這個人什麼也不怕，卻為中國文化擔憂起來。我們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尋火、鞭下搏鬥，不就是爭取一種健康的文化環境嗎，怎麼結果是這樣？
那天，我走進宿舍，在門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別厚，我就拿起來看是誰寄來的。
一看就緊張了。寄自華東醫院東樓的一張病床，而那字跡，我是那麼熟悉！
這才想到，黃佐臨先生住在醫院裏。我去探望過，卻又有很長時間沒去了。
趕快回家，關門，坐下，打開那封厚厚的信。
於是，我讀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興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有精品出現了！她剛從合肥回來，放下行李便跑來通報這個喜訊。她說最後一場戲，馬蘭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觀眾席看彩排的省委領導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這場戲則是你老兄開了個通宵趕寫出來的。
我聽了高興得不得了。興奮之餘，我與沈立群教授的話題便轉到了我國今後歌劇的發展上來。沈說，京、昆音樂結構太嚴謹，給作曲家許多束縛，而黃梅戲的音樂本身就很優美，而且又給予作曲家許多發揮餘地。今後我國新歌劇，應從這個劇種攻克。
對種種“風波”，時有所聞，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擔心你老兄——樹大必招風，風過樹還在；我發愁的乃是當前中國文化界的風氣。好不容易出現一二部絕頂好作品，為什麼總是跟著“風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對於你老兄，我隻有三句話相贈。這三句話，來自我的老師蕭伯納。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三天我去他公寓辭別，親眼看到他在壁爐上鐫刻著的三句話：
他們罵啦，
罵些什麼？
讓他們罵去！
你能說他真的不在乎罵嗎？不見得，否則為什麼還要鐫刻在壁爐上頭呢？我認為，這隻說明這個怪老頭子有足夠的自信力罷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當然也不至於）受種種“風波”的幹擾。集中精力從事文化考察和寫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這次住院，已經三個月了。原來CT後發現腦血管有黑點，經過三個療程吊液後，已覺得好些。但目前主要矛盾是心髒（早搏、房顫），仍在治療中。今年已經八十七歲，然而還不知老之將至，還幻想著要寫一部書《世界最好的戲劇從來就是寫意的》。你說，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寫作順利。
佐臨
華東醫院東樓十五樓十六床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需要說明的是，他引用蕭伯納壁爐上的三句話，在信上是先寫英文，再譯成中文的。三句英文為：
They have said.
What said they？
Let them say！
這立即讓我想到五十六年前他離開蕭伯納寓所時的情景，他在新加坡給我描述過。
幾句話，漂洋過海，曆盡滄桑，居然又被一個病榻上的老者撿起，顫顫巍巍地寫給了我。我，承接得那麼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悅。
Let them say！
這句簡短的英文，成了我後來渡過重重黑水的木筏。從此，一路上變得高興起來，因為這個木筏的打造者和贈送者，是蕭伯納和黃佐臨。他們都是喜劇中人，笑得那麼燦爛。
黃佐臨先生在寫完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號上一點點回想，誰都會發現，他這一生，實在精彩。
你看，我們不妨再歸納幾句：
“七七事變”後第三天告別蕭伯納“赴國難”；
在國難中開創上海戲劇和中國戲劇的黃金時代；
二十年後，在另一番艱難歲月中發表了世界三大戲劇觀的宏偉高論，震動國際；
等災難過去，北上京城，在劇場裏拷問知識分子的心靈；
最後，展開一個童心未泯、又萬人欽慕的高貴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後，還有哪一位中國藝術巨匠，擁有這麼完滿而美好的人生。
對他，我知道不能僅僅表達個人化的感謝。他讓中國戲劇、中國藝術、中國文化、中國人，多了一份驕傲的理由。他是一座偉岸的高峰，讓磕磕絆絆的中華現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支桅杆。這支桅杆，櫛風沐雨，直指雲天，遠近都能看見。
現在，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的名字了，這不是他的遺憾。
我聽從他的遺言，從來不對別人的說三道四稍作辯駁。但是，前兩年，紀念中國話劇一百周年，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沒有提黃佐臨的名字，大家隻把紀念集中在北京人藝和《茶館》上，我就忍不住了。當然，《茶館》這台戲也不錯，尤其是第一場和最後結尾更好一點。但是，這可是紀念百年的風雲史詩啊，怎麼可以這樣！
我終於寫了文章，說：“看到一部丟失了黃佐臨的中國話劇史，連焦菊隱、曹禺、田漢、老舍的在天之靈都會驚慌失措。曆史就像一件舊家具，抽掉了一個重要環扣就會全盤散架。”
對不起，黃佐臨先生，這一次我沒有尊重您的遺言：Let them 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