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紀末，最後那個冬天。我考察人類古文明四萬公裏，已由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處處槍口，步步恐怖，生命懸於一線。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身邊一個夥伴接到長途電話。然後輕聲告訴我，國內有一個也姓餘的北大學生，這兩天發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黑幫組織，叫石什麼。
“石什麼？”我追問。
“沒聽清，電話斷了。”夥伴看我一眼，說，“胡謅吧，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黑幫組織，何況是您……”
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那是這裏的黑幫組織。
二
終於活著回來了。
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
但在國內，多數報紙都在炒作那個北大學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沒說是黑幫組織，卻加了一頂頂令人驚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這我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的事兒。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寫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來著手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到上海啟動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強令各大學複課。由於那年正好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係複課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於是，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組，一是設在複旦大學的《魯迅傳》編寫小組，二是設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小組，都從各個高校抽人參加。我被抽去參加過前一個小組，半途離開。“石一歌”，是後一個小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這後一個小組究竟是什麼時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參加，寫過哪一些研究魯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麼突然變成了一個惡名，而且堆到了我頭上，引起那麼多報刊的聲討？
估計有人指揮，又契合了世紀之交的文化顛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應該把事情講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難——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辯，隻能借助法律，但這實在太耗時間了。我考察人類各大文明得出的結論，尤其是對世界性恐怖主義的提醒，必須快速到各國發表，決不能因為個人的名譽而妨礙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組的成員哪裏還敢站出來說明？他們大多是年邁的退休教授，已經沒有體力與那些人辯論。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調查和公布那個小組成員的名單，這又會傷著那些老人。
三、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最後隻能揭開真相：那兩個小組都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成立的。但這樣一來，就會從政治上對那個北大學生帶來某種終身性的傷害。其實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候，他還是牙牙學語的孩童，現在隻是受人唆使罷了。這一想，又心疼了。
於是，我放棄自辯，打點行李，應邀到各地講述《各大文明的當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國台灣、日本、馬來西亞，還是在美國、法國、匈牙利，前來聽講的華文讀者都會問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來，圍繞著這古怪的三個字，國內媒體如《南方周末》、《文學報》等等已經鬧得風聲鶴唳。各國讀者都以為我是逃出去的，兩位住在南非的讀者還一次次轉彎抹角帶來好意：“到我們這兒來吧，離他們遠，很安靜……”
冒領其名幾萬裏，我自己也越來越好奇，很想知道這三個字背後的內容。但是，那麼多文章雖然口氣獰厲，卻沒有一篇告訴我這三個字做過什麼。
時間一長，我隻是漸漸知道，發起這一事件的，姓孫，一個被我否決了職稱申請的上海文人；鬧得最大的，姓古，一個曾經竭力歌頌我而被我拒絕了的湖北文人；後期加入的，姓沙，一個被我救過命，卻又在關鍵時刻發表極左言論被我宣布絕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隻是起哄而已。
他們這三個老男人，再加上那個學生，怎麼鬧出了這麼大的局麵？當然是因為傳媒。
三
好奇心是壓抑不住的。
雖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組的全部成員，卻也知道幾個。我很想找到其中一兩個聊聊天，請他們告訴我，這個魯迅研究小組成立後究竟寫過什麼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組集中發表文章的時候，我都隱藏在浙江山區，沒有讀到過。記得有一次下山覓食，在小鎮的一個閱報欄裏看到一篇署有這個名字的文章，但看了兩行發現是當時的流行套話，沒再看下去。因此現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為那些擔驚受怕的退休教授們說幾句話。
那次我從台灣回上海，便打電話給一位肯定參加過這個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電話。
我問：那個小組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當時有哪些成員？
沒想到，教授太太在電話裏用哀求的聲音對我說：“那麼多報刊，批判成這樣，已經說不清。我家老頭很脆弱，又有嚴重高血壓，餘先生，隻能讓您受委屈了。”
我聽了心裏一哆嗦，連忙安慰幾句，就掛了電話，並為這個電話深感後悔。這對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緊張好幾天了。
這條路斷了，隻能另找新路。
但是，尋“石”之路，並不好找。
要不，從進攻者的方向試試？
終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我在報刊上發表了一個“懸賞”，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幾個進攻者隻要出示證據，證明我曾經用“石一歌”的署名寫過一篇、一段、一節、一行、一句他們指控的那種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並把那個證據在全國媒體上公開發表。同時，我還公布了處理這一“懸賞”的律師姓名。
這個“懸賞”的好處，一是不傷害“石一歌”，二是不傷害進攻者。為了做到這兩點，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沒有回應我的“懸賞”，卻於二〇〇四年發表了一張據說是我與“石一歌”成員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姓孫的發動者。照片一發，《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話題繞開，轉而聲言，這個姓孫的人“清查”過我的“文革問題”。於是，又根據他提供的“材料”進行“調查”，整整用了好幾個版麵，洋洋灑灑地發表。雖然也沒有“調查”出我有什麼問題，但是，讀者總是粗心的，隻是強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調查”的負麵影響，隨著該報一百多萬份的發行量，覆蓋海內外。
尋“石”之路，居然通到了這麼一個險惡的大場麵。
按照中國的慣例，“喉舌”撐出了如此架勢，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鐵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