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英國《世界新聞報》出事之後，我覺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長請教一些具體問題。
這些問題，當初我曾反複詢問過該報的編輯記者，他們隻是簡單應付幾句，不再理會。據我所知，也有不少讀者去質問過，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該報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還是要勸你，尊敬的社長，再忙，也要聽一聽我下麵提出的這些有趣問題。
四
第一個問題：貴報反複肯定那個孫某人的“清查”，那麼請問，是誰指派他的？指派者屬於什麼機構？為什麼指派他？他當時是什麼職業？有工作單位嗎？
第二個問題：如果真的進行過什麼“清查”，這個人怎麼會把“材料”放在自己家裏？他是檔案館館長嗎？是人事局局長嗎？如果是檔案館館長或人事局局長，就能截留和私藏這些檔案材料嗎？
第三個問題：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當然也一定藏有別人的“材料”，那麼，“別人”的範圍有多大？他家裏的“檔案室”有多大？
第四個問題：這些“材料”放在他家裏，按照他所說的時間，應該有二十七年了。這麼長的時間，是誰管理的？是他一人，還是他家裏人也參加了管理？有保險箱嗎？幾個保險箱？鑰匙由誰保管？
第五個問題：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擔任高校領導很多年，級別是正廳級，當時上級機關考察和審查官員的主要標準，恰恰是“文革表現”，而且嚴之又嚴。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為什麼當時不向我的上級機關移送？是什麼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窩藏”之罪？
第六個問題：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個單位的印章嗎？
第七個問題：如果是抄件，是筆抄，還是用了複寫紙？有抄寫者的名字嗎？
第八個問題：這些“材料”現在在哪裏？如果已經轉到了貴報編輯部，能讓我帶著我的律師，以及上海檔案館、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一起來看一眼嗎？
第九個問題：如果這些“材料”繼續藏在他家裏，貴報能否派人領路，讓我報請警官們搜檢一下？
……
先問九個吧，實在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長是不是明白：這裏出現的，從一開始就不是什麼“曆史問題”，而極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為偽造文書、偽造檔案、盜竊檔案，在任何國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說“偽造文書”、“偽造檔案”，好像很難聽，但是社長，你能幫我想出別的可能來嗎？
我這樣問有點不禮貌，但細看貴報，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揚那次奇怪的“清查”外，還“采訪”了很多“證人”來“證明”我的“曆史”。但是這麼多“證人”，為什麼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為什麼一個也沒有采訪？這種事，總不能全賴到那個姓孫的人身上吧？
據一些熟悉那段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偽造，應該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文革”之後，他們匆忙銷毀了大量的材料，隻能用偽造來填補；第二次偽造，應該發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評審組組長一再否決了他們的職稱申請之後；第三次偽造，應該發生在不少文人和媒體突然都要通過顛覆名人來進行自我表演的時候。當然，如果貴報涉嫌參與，不會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這件事，貴報十幾年來還向我發起過好幾撥規模不小的進攻，我都未回一語。今天還想請社長順便查一查，這些進攻中，有哪幾句話是真實的？如果查出來了，哪怕一句兩句，都請告訴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現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蘋果日報》。
香港《蘋果日報》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發表文章說：“餘秋雨在‘文革’時期，曾經參加‘四人幫’所組織的寫作組，是‘石一歌’寫作組成員，曾經發表過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筆杆子整人、殺人。”
這幾句密集而可笑的謊言，已經撞擊到四個嚴重的法律問題，且按下不表。先說香港《蘋果日報》為什麼會突然對我失去理智，又給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細看文章，原來，他們針對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後發表的一段話。我這段話的原文如下——
有些發達國家，較早建立了人道主義的心理秩序，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在大愛和至善的集體爆發力上，卻未必比得上中國人。我到過世界上好幾個自然災害發生地，有對比。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災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極少數最優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後，正好有兩位美國朋友訪問我。他們問：“中國的‘5·12’，是否像美國的‘9·11’，災難讓全國人民更團結了？”
我回答說：“不。‘9·11’有敵人，有仇恨，所以你們發動了兩場戰爭。‘5·12’沒有敵人，沒有仇恨，中國人隻靠愛，解決一切。”
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段話會引起香港和內地那麼多中國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條界線：我願意在中國尋愛；他們堅持在中國尋恨。
與此同時，我在救災現場看到有些遇難學生的家長要求懲處倒塌校舍的責任者。我對這些家長非常同情，卻又知道這種懲處在全世界地震史上還沒有先例，難度極大，何況當時堰塞湖的危機正壓在頭頂，便與各國心理醫生一起，勸說遇難學生家長平複心情，先回帳篷休息。這麼一件任何善良人都會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蘋果日報》和其他政客批判為“妨礙請願”。
對此，我不能不對某些香港文人說幾句話。你們既沒有到過地震現場，也沒有到過“文革”現場，卻成天與一些內地來的騙子一起端著咖啡杯指手畫腳，把災難中的高尚和恥辱完全顛倒了。連你們，也鸚哥學舌地說什麼“石一歌”！
六
寫到這裏，我想讀者也在笑了。
一個不知所雲的署名，被一個不知所雲的人戴到了我的頭上，就怎麼也甩不掉了。連懸賞也沒有用，連地震也震不掉！這，實在太古怪了。
有人說，為別人扣帽子，是中國文人的本職工作。現在手多帽少，怎麼可能摘掉？
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點兒遺憾：戴了那麼久，還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寫過什麼樣的文章。
終於，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來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鄭州市的一個車站書店，隨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雜誌《名作欣賞》（總第318期）。開始並不怎麼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個署名“祝勇”的人，在氣憤地批判“石一歌”幾十年前的一次“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