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找 樂
第一
“找樂子”，是北京的俗話，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樂子也實在好找得很。養隻靛頦兒是個樂子。放放風箏是個樂子。一碗酒加一頭蒜也是個樂子。即便講到死吧，人家不說“死”，喜歡說：“聽蛐蛐叫去啦！”好像還能找出點兒樂兒來呢。
過去天橋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黃”。據說當過張勳的“辮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橋撂地兒開罵。三皇五帝他爹，當朝總統他媽，達官顯貴他姐，芸芸眾生他妹。合轍押韻，句句鏗鏘，口角飛沫，指天畫地。當是時也，裏三層，外三層，喝彩之聲迭起，道路為之阻絕。罵者儼然已成富貴驕人。闊步高視，自不待言。聽者仿佛也窮兒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橋開“罵”和聽“罵”，是為一樂兒。
自打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以後，北京人很少有不會兩段“二黃”的了。蹬三輪兒的，賣煎灌腸兒的，把車子擔子往馬路邊上一擱，扯開嗓子就來一段。這輩子想當諸葛亮是沒指望了，時不時“站在城樓觀山景”，看一看“司馬發來的兵”，倒也威風呢。要不，就“擊鼓罵曹”：“平生誌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得會風雲上九重。”撒一撒胸中的悶氣也好。就連那些押去二道壇門吃“黑棗兒”，吐“山裏紅湯兒”的犯人們，背上插著招子，被五花大綁地扔在驢車上，也要唱一嗓子，招來一片喊好聲呢。唱這一嗓子和聽這一嗓子，也是一個樂子。
咱們北京的百姓們，素有講個臉麵的傳統。“耗財買臉兒”，更是一個樂子啦。口袋裏鏰子兒沒有呢，別著急，隻管往“大酒缸”裏泡就是了。別看不過都是扛窩脖兒的，打執事的，引車賣漿者流，那大爺的派頭兒也足著哪。圍在酒缸沿兒上，二兩燒刀子下肚，哥兒幾個便對著拔起脯兒來啦。這位隻管說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那位盡管說他的長阪坡。如果素昧平生，剛剛相識，更來勁兒了，反正都是兩眼一抹黑，加上一個個喝得紅頭漲臉，迷迷瞪瞪，隻顧沉醉在自己的文韜武略之中，你就是說自己上過月亮，別人也會哼哈哼哈地應和。酒足飯飽之後，氣宇軒昂地站起來，即便錦囊羞澀，也要端出一副腰纏萬貫的神氣，吩咐一聲“抄！”夥計們趕忙清賬，寫水牌兒，道一聲“記上！”言猶未落，人已經高掌遠蹠，雍容雅步，踱將出去。這不又是一樂兒嗎？
…………
這些，都是老事兒了。世道變了，北京人的日子過得順心順氣兒了。可又不能說人人順心、各個順氣兒不是？所以，“找樂子”的“雅好”還是繼續下來了。就說街上那些往蛤蟆鏡上貼外國商標，往勞動布褲子的屁股後麵釘洋文銅牌兒的夥計們吧，那也是一種“找樂子”的法兒，“此處無聲勝有聲”罷了。我認識的一位小夥子呢，正相反，整天拎個錄音機在街上晃，哇喇哇喇招人。問他這幹嗎哪，他說：“沒這個錄音機，更沒人拿正眼兒咱們啦！”這又算一種樂子吧？
不過，老事兒也好，新事兒也罷，在高雅之人眼裏，都是可笑的。人家也自有人家的道理。本來嘛，你是縫窮的，你就是縫窮的命，唱段“王寶釧”就成“相門之後”啦？扯淡！你是蹬三輪兒的，你就得認頭，你說你拉過楊小樓，你還跟他慪了氣，把他給摔陰溝裏了，治了——人家還是楊小樓，出殯時六十四杠。你呢，還是蹬三輪車兒的，那會兒你要是也出殯，不鬧個“穿心杠”就算便宜！甭說把商標貼眼鏡兒上，就是貼腦門兒上，你也是“城根兒”的兒子，你也到不了國外！混得不怎麼樣吧，還老想找點什麼樂子找找齊兒，這不瞎掰嗎？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找樂兒”者流，就難免不被人引為笑柄了。
其實，你再往深裏想想，這有什麼可笑的呢？混得不怎麼樣，再連這麼點兒樂和勁兒也沒有，還有活頭兒嗎？據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的說法，拿破侖因為個兒矮且有牛皮癬，不順氣兒，所以才有了振長策而驅宇內，君臨天下之舉。北京的平頭百姓們還沒想著往拿破侖那份兒上奔呢，隻求哥兒幾個湊到一塊兒，或位卑言高，稱快一時，或擊節而歌，樂天知命，又算得了什麼呢？
由此看來，出轆轤把兒胡同南口向西不遠，豌豆街辦事處文化活動站那裏，每天晚上聚集了一幫老頭兒們（也間或有幾個老太太來看熱鬧，幾個中年、青年人來湊熱鬧），一會兒來一折《逍遙津》，一會兒唱一段《打登州》。唱累了，又雜以神吹海聊，他說他是高慶奎的徒弟，他說他和馬連良一塊兒坐過科……這不僅有民俗的淵源，而且還有心理學上的根據哪。
第二
豌豆街辦事處管著周圍的十幾條胡同，轆轤把兒胡同也在其中。這兒的文化活動站也沒有什麼更多的活動，就是唱。活動站的排演場是過去的倉庫，自然是很簡陋的，連頂棚也沒有，抬頭就能看見房頂的椽子像肋條骨似的一根一根碼著。水泥地麵已經坑窪不平了。順著四周的牆根兒，一圈一圈地擺著條凳，不管唱的還是聽的，雜坐其間。房子中間留著一塊巴掌大的空場，又讓個火爐占去了一塊兒。剩下的地方，隻能站下仨倆人兒了。所以清唱還可以，“起霸”，一個人也湊合，如果是“雙起霸”，兩個人就得撞一塊兒去。要是“趟馬”，您得留神爐子。好在來“找樂子”的人大多是老頭兒，身段就不能講究啦，滿臉的褶子，扮相也罷了。因此，這裏從來就沒有彩唱過。頂多了，來個“清音桌”，角色多了，有的人還得在座位上唱。別看條件差，您要是往這兒一坐，閉上眼睛聽一聽，有板有眼的，唱得真有那麼點子味兒哪。
老頭兒們有點兒愛神吹，這不假。可他們的神吹畢竟還是沾點兒譜的。比如他說他跟馬連良一塊兒坐過科，那是得一塊兒混過幾天，至於後來嗓子“倒了倉”，他唱不了了，賣大碗茶去了，那就得再說了。他說他是高慶奎的弟子，說不定也確實，至於以後抽上了大煙，玩物喪誌，則另當別論。正因為如此，大多數都是對梨園行門兒清的主兒。聽一耳朵，便知道這是“梅老板”，那是“麒麟童”。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因此還真不能小看他們。你看這位裹了件大棉襖，雙手揣在袖筒兒裏，頭日腦不是？一張嘴，正工青衣，音寬嗓亮，落落大方，地道，梅老板！你看這位鶴骨雞膚，腰彎背駝，其貌不揚吧，那唱的可是正經的“楊派”，行腔柔穩，清雅脫俗。還真有些老戲迷們聽不慣時下劇團裏青年演員那兩嗓子，總覺不夠味兒，專程跑到這兒來過癮的。褒貶是買主兒，不服不行。
按理，能把這夥兒“戲簍子”、“戲包袱”們玩兒轉了的人可不是凡人，您得下過幾天“海”，至少，也得“票”過幾場。要不，人家不服你，鎮唬得住嗎？不過，在豌豆街的文化站裏卻是一個例外——在這兒“統領群芳”的，竟是七十出頭的老杠夫李忠祥！
李忠祥住在轆轤把兒胡同10號院兒，方頭闊臉，聲洪如鍾，走起路來步子不大，挺胸腆肚收臀，有點兒“外八字兒”，一看便知是當過杠夫的主兒。他畢竟老了，眼角耷拉了，可臉色還是通紅的。沒錯兒，喝大酒喝的，已是杖國之年，可還是像年輕時一樣，性喜自鳴得意。
其實，在這幫唱戲的人中，比李忠祥能唱能演的人有的是。這裏有在正經科班裏學過的，有在名師門下調理過的，甚至還有正在劇團裏當演員的呢。李忠祥呢，當過杠夫，拉過洋車，跑過堂兒，事兒倒幹過不少，可沒有一件是和唱戲沾邊兒的，退休前倒在劇團當門房來著，可那是話劇團。他倒張口“長華”，閉口“長華”的，聽那口氣，好像他跟那位名醜蕭長華不是連襟也是師兄弟。唉，他跟人家蕭長華也就是“餛飩交情”罷了。
那會兒他在餛飩鋪當夥計，想看戲，又沒錢，心裏癢癢得貓撓似的，便拎著個食盒兒，裏麵擱碗餛飩，到戲園子門口生往裏闖。“幹什麼去？”“給角兒送餛飩！”看門兒的竟然信以為真了。常來常往的，人家居然認定蕭老板演戲時每每要吃這家鋪子的餛飩，隻要見他拎著食盒過來，問也不問啦。其實，這餛飩哪回也沒進了蕭長華的肚子。進了戲園子就不見這位夥計了——他找一個旮旯，一邊吃了這碗餛飩，一邊聽戲。用這一招兒，他可聽了蕭老板不少好戲，連梅老板的戲也聽過。這麼聽，傻子也能喊兩口了。他甚至能把蕭先生演蔣幹時說的那幾句蘇北話學得惟妙惟肖，讓人喊好。所以，現在他也有資格說：“嗨，當年咱們不是窮嗎？不是買不起行頭嗎？要不，咱們早下‘海’啦，今兒個，也‘新豔秋’啦！”他說歸他說，內行人一看便知，如果說那位新豔秋天天在戲園子裏偷藝，學程先生學得不賴，可比起程硯秋來總還差那麼一尺半寸的話，這李忠祥比起蕭長華來，可差著十萬八千裏還得出去了。
不過，李忠祥這性子挺投戲迷票友們的脾氣，大夥兒也就跟他逗樂子，稱他為“新長華”了，還隨帶著封給他蕭長華在“喜連成”班的職稱，稱為“總教習”。他本來就喜歡大包大攬，“總教習”尊號既得，更端起一副當仁不讓的架子，真的正兒八經地主起事兒來啦。
豌豆街，特別是轆轤把兒胡同的老住戶們對李忠祥是太熟悉了。他當杠夫的時候還年輕，天麻麻亮，就穿上那件綠色的褂子，戴上那頂插著雞毛的氈帽兒，坐在永安杠房門口的條凳上等差事，路過杠房的人常在那兒和他聊天兒。後來，他又在裕昌餛飩館當夥計。可沒一年，就因為老端著餛飩去“蹭戲”，丟了差事，隻好每天早起泡野茶館，等零活兒幹，奔飯轍。後來他搬到了轆轤把兒胡同10號院，更是低頭不見抬頭見了。
不過，老人們記得最清楚的是，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裏，一直破衣爛褂的李忠祥忽然“發”了。其實，說是“發了”，是過分之詞，撿破爛兒、縫窮的人們眼淺而已。可那些日子，李忠祥確實不像以往那樣饑一頓飽一頓的了，也穿起補丁少點兒的褲褂來了。據李忠祥說，他在野茶館認識了一位江先生，江先生三天兩頭兒要扯著他聊天。聊完了，給他一天幹活兒的工錢。這對轆轤把兒胡同的百姓們來說，不是讓人眼饞的事嗎？好煙抽著，好茶喝著，神吹海哨誰不會呀，一天的飯轍就有著落了！人們都說他一定遇上貴人了，今後必發不可。李忠祥倒不認為江先生是什麼貴人，因為他很偶然地發現江先生穿的那棉袍的裏子也是碎布拚的。可他還是逢人便說自己的納悶兒：“這位江先生可真怪，又不是錢多了燒的，幹嗎要花錢找人聊天兒？”
…………
江先生的確不是什麼貴人，李忠祥也沒發起來。盧溝橋的炮一響，江先生沒影兒了。李忠祥還得去蹲野茶館等差事，今兒去給人修修門臉兒呀，明兒給人往城外墳岡子抱抱死孩子呀……李忠樣的“奇遇”，也漸漸讓人淡忘了。
可解放以後，江先生是貴人的預言倒真的應驗啦。那時候李忠祥已經蹬三輪兒去了，那一天在劇場門口等客，天上下了雨，沒人坐車，他把車停在劇場的廣告牌簷子底下。閑得挺無聊，聽見人來人往進場的人說，今兒演的戲說的是杠房的事，他心裏一動，反正待著也待著，進去開開洋葷吧！買了張票，進去看看這場話劇，看了半截兒他就愣啦：這演的不全是他跟江先生說的事兒嗎？趕快一打聽，編戲的可不就是江鐵涯江先生，敢情人家現在是劇院的院長啦！散了戲，他推著三輪兒直奔後台，找江先生去了。江先生還記得他，自然又是好煙好茶招待。李忠祥說：“江先生，我不想蹬三輪兒啦。您不是在這兒當官兒嗎？我跟您這兒幹得啦！”江先生說：“您能幹點兒什麼？”“我跟長華那兒偷過兩手兒，上台也不怵。”江先生笑了：“那是京戲，我這是話劇。”他說：“甭管什麼戲，反正我是喜歡上您這戲班子啦，替咱老百姓說話。讓我來看門房兒也行。”就這麼著，李忠祥真的當上了這家赫赫有名的劇院的門房。這在轆轤把兒胡同可成了了不得的新聞，據在劇院門口看過他的人說，他這回是真的“發”了。開演之前，穿一身筆管溜直的中山裝，在劇院門口張羅、讓人，和那些從小臥車裏鑽出來的人物握手，混得可神氣極啦！
嗨，還是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吧。李忠祥愛說、愛吹，可你聽他講過劇院的事嗎？他是置了一身筆管溜直的中山裝，每逢新戲初演的幾場，必穿上它在劇院的大門口張羅、讓人，和那些從小臥車裏出來的人物握手——“歡迎歡迎！”“多多指導！”“您往裏請！”……以至於不少人誤以為他是劇院的院長或是本劇的編導，這都是確實的。他覺得這有什麼，他是江先生介紹來的，他是給江先生當“門臉兒”來了。所以，他和以前幹他喜歡幹的事兒一樣，歡歡實實地忙活起來。可後來他發現，不對啦，劇團裏的人拿一種什麼眼神兒看著他啊！小青年們拿他“開涮”，叫他“李導演”、“李院長”，這倒也罷了，就連江先生好像也嫌他站的不是地方了。每次首演日，當他興衝衝地換上那身中山裝，到劇院門口準備張羅時，江先生總找個話茬兒把他從身邊支開。讓他去端花盆啦，去看看貴賓室安排得如何啦，一來二去的，他明白啦：穿著中山裝，在門口握手、寒暄，那是高雅之人幹的事，那不是自己歡實的地方！可他又有幾分傷心，莫不是因為自己到那兒站著了，你們就該翻白眼珠兒，在話音兒裏摻粉子味兒嗎？人哪，得將心比心，替人設身處地。他喜歡劇院，他為它得意。他想起自己是劇院的人，就覺得挺提氣。站的不是地方，你們就不能明說嗎？別人不知道我，江先生您應該知道我的呀！
知道你？你不能老找著機會把心窩子掏給別人吧？你就是真掏了，人家知道你了，又怎麼樣？
他四十歲出頭才娶了個“二鍋頭”，沒兩年，老婆生下德誌，得了產後風，死了。老婆死了幾年沒續上，說老實話，誰能不動點兒凡人之念呢？更何況每天看著那些如花似玉的女演員。有一天他從樓下走過，聽見二樓上水聲嘩嘩，女人的笑聲話聲傳來，他想起這是女浴室，女演員們剛下戲，在洗澡。他也不知道自己那是怎麼了，走不動了，放慢了腳步，仰起臉兒，看著那扇打開的窗戶，好像巴望著從那上麵看出點兒什麼來，其實什麼也看不見。可這成毛病啦，每回路過那樓下，他都忍不住放慢了腳步，仰脖兒看兩眼。沒想到，不知被誰反映上去了。
大概因為他最服江先生，所以，還是江先生找他談的話。說真的，江先生也知道那看不見什麼，他要是一口咬定沒看，這事便過去了。可他說：“我錯啦。我是想看來著，可看不見。”他覺得這有什麼，誰能沒有點兒邪念？咱不再存這心思就是啦。唉，這回人家倒是知道你了，結果呢，整個兒屎盆子給你自己扣上了，反倒給人當笑料兒啦。那些漂漂亮亮的女演員們本來“李大叔”、“李師傅”的叫得甜著哪，脆著哪，這一下倒好，全撇嘴啦。小夥子們那話就更損了：“老李頭兒，玻璃店裏賣鏡子啦！”……他們還都是識文斷字之人，都是文雅高貴之人呢，他們要是真像人家柳下惠，坐懷不亂，倒也罷了。可他們有的人一邊取笑他李忠祥，一邊又“搞破鞋”，這不裝孫子嗎？
李忠祥蔫兒了，再也不像以前，今兒“蕭長華”，明兒“楊寶森”了。從這以後，有人給他介紹過幾個後老伴兒，如果是以前，很可能是一句話的事兒，“成”或者“不成”。可現在，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非把那事兒告訴人家不可，純粹是為了考考人家似的。有幾個就因此吹了。吹就吹吧，正好。找個娘們兒回家，天天當著你的麵，假模假式的裝孫子，誰受得了！
“文革”臨開始那年，他和劇場賣票的魯桂英好上了。那年他五十五歲了，魯桂英五十歲，是個寡婦。別的心思沒有，老了老了，找個伴兒，有個說話的人兒，也互相有個照應。兩個人平常關係不錯，可真把這事兒攤開的時候，李忠祥立刻說：“我得明告訴你，我在劇院裏名聲不好。有一檔子事……”“別說啦別說啦，”魯桂英打斷了他，“八百年前的事兒啦，我知道。再說呢，都從那個歲數過來的，誰還能沒點兒上不得台盤兒的心思！”
在這之前，因為魯桂英有仨孩子，李忠祥還有點猶豫，可聽了這句話，心裏一熱，齊啦！這麼多年，沒人跟他說過這麼一句話，好像人人都是正人君子，就他是他媽小人！其實，躺被窩兒裏摸著自己的心窩子想想，真的就沒有一點兒上不得台盤兒的心思？……咳，還生這份兒氣幹什麼？這不有一個魯桂英嗎？真能找著這麼一個能說上話的人當老伴兒，也就不錯啦。可是，他和魯桂英的事到底還是沒成。魯桂英的婆家挑著孫子孫女跟他們的媽媽鬧，自然少不了關於他的很難聽的話。桂英怕傷他，隻是說，孩子們都長大了，也快熬出來了，就算啦。其實，真正原因他已經從別處聽到了。
李忠祥老了。“文革”結束那年，已經六十五了，他該退休了。可臨到眼前，他又有點兒舍不得了，特別是舍不得那出寫杠夫的戲。那是劇院的保留劇目。一聽人提起這出戲，他就心動。雖然他再也不會鮮衣華服，湊到江先生身邊，在劇院門口迎賓了，也絕不會再提一句民國二十四年江先生如何在野茶館找他聊天的事。劇院傷了他的心。可如果不是因為後來他又忍不住幹了一次蠢事，又傷了一次心的話，他還想在劇院多待幾年，多看幾遍那出戲哪。
“文革”中，他是“救”了江先生一命的，江先生不知道就是了。那時候江先生挨整，報紙上點名，廣播裏批判，看來是要不得了。有一天他路過康樂酒家（那會兒改名兒了），在大玻璃窗外看見江先生一人在裏麵悶頭悶腦地喝酒，桌上擺了好幾樣菜。他心說不好，跑回劇院，偷偷寫了個字條，大意是說：我們愛您的戲，您想開點兒。掃盲班的文化，多了，他也不會寫了。名字他可沒敢落上，隻好寫“革命群眾”。寫完了，回到飯館門口，托一個進門的人捎進去了。“文革”後，江先生又上台了，在重排《杠夫》的動員大會上說，因為一個觀眾的那麼一張條子，使他決定活下來了，他說得老淚直流。散會以後，李忠祥特意和江先生握了握手。當然，他是不會說出那字條的根梢的。又過了些日子，《杠夫》重演了。那天，他忍不住從箱底裏找出那身中山裝，穿著上劇院了。他早就學會了該往哪兒站啦。他還可能和江院長站一塊兒歡實去嗎？可江先生啊，他見到了他，打量了他一眼，立刻說：“李大爺，後台那兒缺人。您到後台去照應照應好不？”……
唉，他要退休了。這回，他是一定要求退休了。
現在，他家的牆上，還端端正正地掛著那張紅底燙金的“光榮退休”證書。他還記得劇院為他召開的“歡送大會”，還記得江先生如何用自己坐的那輛“上海”臥車，把他送回了轆轤把兒胡同10號。江先生和劇院的其他領導到他的小屋裏坐下的時候，他覺得濕漉漉的淚水順著臉上的褶子溝流下來了，流到了嘴角上，鹹津津的。他不好意思，趕緊給擦了。他開始後悔了。人哪，怎麼禁不起一點兒委屈呢？解放前，拉洋車、抬棺材，多少委屈你都得受！可現在，他覺得自己是太金貴了，好日子催的！飽暖生閑事！江先生忙啊，能什麼都照應得那麼周到嗎？能整天琢磨著怎麼對你的心思嗎？再說了，你站在不該你歡實的地方瞎歡實，就對嗎？你存著看人家女澡堂子的心思，就對嗎？
…………
這些，都是舊事了。那次送走了江先生他們，李忠祥覺著自己這輩子算是快到頭兒了。待著吧，吃點兒好的，喝點兒好的，這就算個樂子啦，還有什麼？他可沒想到，豌豆街那兒竟然有一夥子老哥們兒在那兒吹拉彈唱，在那兒神吹海聊！
那是些扛大個兒的、蹬三輪兒的、賣煎雞蛋的出身，上不得席麵兒的人物，可都講實理兒，不裝孫子。他到了這兒，沒三天，又“活”啦！在劇院的時候，他老得留神著，別帶出髒字兒來，讓人家笑話。說話得留一手，別讓人家以為你吹。再往後呢，處處認，蔫頭耷腦。再說了，人家一張口，都是這個“斯”，那個“基”的，他也不能插嘴啊。敢情該著他歡實的地方在這兒哪！他開始唱，開始聊，開始忙活。唱得挺開心，忙活得也挺開心，好像四十年前那個愛吹愛聊、愛逗愛唱的杠夫又回來啦！他知道這夥子老哥們兒裏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麼？都是找樂子來了，誰還能挑誰的理兒不成？這不，他們說他是“新長華”、“總教習”。“總教習”就“總教習”，不就是張羅張羅嗎？也該著，誰讓他是扮“醜”的呢，您看過去那些戲班子裏，不都是扮“醜”兒的張羅呀！
第三
李忠祥因為來到了文化站，和這一幫子戲迷、票友們一塊兒混，“活”了。這幫子戲迷、票友們呢，也因為李忠祥的到來，“歡”了。李忠祥大馬金刀地忙乎，昨兒宣布了排演的時辰，今兒開始分派角色。明兒，他領來個“須生”，後兒呢，說不定又領來兩位“花臉”。找辦事處議定是不是應該掛個什麼劇團的名目啦，是不是再添置兩件“家夥兒”啦。因為他屁顛兒屁顛兒地交涉，文化站至少由每月的逢單日開門，改為天天大門洞開了。文武場麵的“家夥兒”也齊全了。過去這夥子人裏缺個小生，像《穆柯寨》啦，《群英會》啦，老得找個人反串，不那麼帶勁。轆轤把兒胡同26號的郭森林，那是在正經的京劇團裏演小生的，戲校畢業，大夥兒早就托人帶話兒去請他過來玩玩兒。別看郭森林在劇團裏扮過的最牛氣的“角兒”，也不過是當過“十八棵青鬆”裏的一棵而已，他還真不給麵子，不甘與這幫“糟老頭子”為伍。李忠祥說：“我豁出去啦，撕破臉皮啦！”三顧茅廬，花說柳說，誘以“掛頭牌”、“挑大梁”之類，愣給拉來了。還有現在這位琴師老李先生，人家可正經是徐蘭沅的弟子，買了張月票，天天坐一小時的汽車往返，給大夥兒拉弦兒吊嗓兒，這也是李忠祥與他在天橋汽車站萍水相逢，一見如故請來的……所以，盡管這位李忠祥大哥也時不時在排戲時瞎指揮，擺擺“總教習”的威風，招得大夥兒時常要和他抬抬杠、開開心，說他“假花脖子”，實際上，在大家的心裏，他的功勞不小呢！
不過，最近大夥兒嘴上不說，心裏卻在嘀咕：這位李大哥有時也未免熱情得過度。開始的時候還不錯，往唱戲的夥計們中間拉倆能人，大夥兒一塊兒唱著也開心不是？可後來，也不知怎麼了，他還不光在轆轤把兒胡同，就是走在大街上，也總想往那些蹲在商店門口曬太陽，坐在酒鋪裏喝悶酒的老哥們兒身邊兒湊，巴巴甑兒的打聽人家有點兒什麼“災”，什麼“愁”，隻要一聽說這個，嗓子眼兒就癢癢，非跟人家說說這每天晚上湊一塊兒，唱兩嗓兒該有多麼樂和，多麼得勁兒，好像他們也隻有跟他去，用這一招兒才能消愁解悶兒，這都成個毛病啦。
那一天，他把他的對門兒，轆轤把兒胡同9號的赫老頭兒領來了。一本正經地宣布：“這位赫大哥是唱旦的！”赫老頭兒，大夥兒是久聞其名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抄了家，而後金銀細軟又被折成了錢，還回來了。他的兒子二臭騎著一輛摩托車，吵得滿街不安。可誰也沒聽說過這老頭兒有這一手兒哇！其實，連他自己也都是那天臨來才在李忠祥的煽乎下，知道自己有“這一手兒”的。
那日李忠祥正出門兒，看見他在對麵的牆根兒底下蹲著哪，“赫大哥，怎麼跑這兒偎窩子來啦！”赫老頭兒歎一口氣，沒言聲兒。李忠祥追問了一句，才知道老頭兒跟家裏那台新買的彩色電視慪氣哪：“……不定什麼時候就親上嘴兒啦，要不，就演兩口子在被窩兒裏扯臊。再不價，男男女女，光著大腿，胡蘿卜似的，跳哪！和閨女、小子坐一塊兒看，能不臊得慌？！不看吧，怕漏了好的。看吧，就怕它來這個！”李忠祥這就來勁兒啦：“得嘞，您跟它生這份兒氣幹嗎？跟著我，找別的樂子去吧！”“唱戲？我不會。”“您別蒙我。您是在‘旗’的。在‘旗’的沒有不會的。看您這手，瞞不了我，您練過旦，年輕時扮相兒差不了。不信您來兩口我聽聽。”他居然把赫大哥的興致勾起來了，當即唱了一嗓子。咱們的“總教習”也不知道是怎麼聽的——“您行！跟我去吧，跟著弦兒，吊兩天再看。您這嗓子，不讓梅老板！”……嗬，還“梅老板”呢，赫老頭兒一開口，大夥兒全樂啦：好嘛，不撲弦兒！
這種事兒，有一回也就差不多了。您該長長記性兒了吧？他不。沒過幾天，他在小酒鋪裏喝酒時碰見了一位“老兄弟”——素不相識，可聊得挺對路，於是轉眼的工夫就成“老兄弟”啦！——知道了人家有那麼點兒不順心，在家受兒媳婦氣了。他又把人家攬過來了：“老弟，聽你大哥一句，一唱解千愁。跟大哥去！大哥在那兒主事兒哪！不會？不要緊。聽聽也解悶兒！”——我的天，就像北京的老頭兒們動不動就勸人吞人丹，廣州的老太太們動不動就勸人抹驅風油一樣，他也不管人家得的什麼病，全開這一個方兒：“跟我去，唱兩口兒！”
…………
一而再，再而三，豌豆街的文化站因為李忠祥而紅火，也因為李忠祥而過於紅火了。屋子裏又加了兩圈條凳，中間的空場兒也就連“巴掌大”都夠不上了。這下倒好，清唱的人也甭想裹著大棉襖，把手揣袖管兒裏了——站在那兒，幾乎等於摟著火爐子唱吧。更讓那些老票友們哭笑不得的是，像赫老頭兒那樣的，因為讓李忠祥的幾句話給上了“轎子”，抬著，有點兒犯暈，還真以為自己“吊兩天”，真能“不讓梅老板”哪，練唱的勁頭兒十足，一段接一段，整個兒晚上淨聽他一人在那兒嚎，真正的內行反倒給晾那兒了。這倒也罷了。戲迷們中間，既添了那麼多肚裏委屈、心裏憋悶的老頭兒們，難免不借題發揮。唱完一段《烏龍院》，有人罵自己的“娘們兒”，唱完一段《四進士》，就有人感歎“宋士傑少哇”，又扯開自己或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朋友的朋友有什麼冤屈啦。由《連升店》而論勢利眼，由《三關排宴》而罵“不爭氣的兒子”……家長裏短，海闊天空，一時間，文化站裏唱的唱，聊的聊，可有點兒亂營。老夥計們都礙著麵子，對他們的“總教習”，也不好說什麼。對赫老頭兒們，更不能說什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