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二
早在六年前就想寫這篇小說了，不信您可以查一查1987年年初的《光明日報》。那時候我剛剛寫完了《鬈毛》，反應挺“火”，於是就來了個《光明日報》的女記者韓小蕙，說是想寫寫“作家動態”，請問下一步的打算。按說一個寫家是不應該早早就為自己尚未出世的作品做廣告的，不過，韓小蕙可是老朋友了，甚至在我開始學著寫小說的時候，和她就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我們一起被《北京文學》約稿，湊到一塊兒寫小說。後來各行其道，卻也離不開舞文弄墨。這麼久的交情，是很難不從實招來的。這麼著，《前科》也就早早兒地被預報出去了。
然而，到了今天才寫。
或者說，到了今天，才算是有了一點兒寫下去的把握。
我不知道別的寫家是不是也會遇到和我類似的困難，惟獨我一個人低能也未可知。
之所以寫不下去，是因為對這位蘇五一最初的心思，總是琢磨不透。
這位蘇五一現今已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時不時就過來看看我。有時候甚至他夜裏巡邏的時候，沒什麼事了，偷偷上樓來陪我喝二兩。有時候專門給我帶來一位有趣的人物，為我提供很多趣聞。當然，更實際的幫助也有：冬貯大白菜的時候，他率領他們所裏的幾位小民警，把一抱一抱的大白菜給我送上了樓。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在現場值勤中不知怎麼逮著了一部“大哥大”，深更半夜給我打過來，對他們正在進行的任務來了一次“現場直播”：“……我們在樹叢裏貓著哪，真他媽冷。您說，這叫人幹的活兒嗎？那家黑著燈，沒動靜……您說什麼？……沒事兒，我這用的不是執勤的電話，是一個小子借我的，大款的，沒錯兒，‘大哥大’……悶得慌啊，跟您聊聊啊，您不就想打聽這玩意兒，寫出來騙錢嗎？……沒錯兒，這滋味兒真他媽不好受，一宿哪！……得，不能跟您說了，那邊過來一個人影兒，保不齊兔崽子回來了……哦，不是，咱接著聊……我們派人去看了！派街道居委會的老太太去的，嗨，假裝收救災的捐款唄……說朝裏屋看啦，沒動靜。我們估計這小子得……得，甭說了，這回是真的回來了……”
交情到了這個份兒上，還是沒好意思問他：您當初跟我這兒人模狗樣兒的，是當真，還是裝孫子哪？
中國這地麵上的人物，有時候就是讓人眼暈。往高了說，毛澤東見了斯大林，談了一溜夠，也沒讓偉大的斯大林明白他想的是什麼，愣把偉大導師急得眼兒綠。這毛澤東還是湖南人氏呢，要是北京人，不得氣得導師把盒子炮拍出來？
北京人的正話反說、反話正說，有時候連最地道的北京人聽著都把不牢。
有一位上海來的編輯到我家，抱怨北京的某某作家不通情理。
“他怎麼能說我是罵他？我怎麼能罵他？我是誠心誠意地去約稿的呀！他可好，聽我說了一大堆好話，最後倒跟我這兒板了臉，說：‘您這可是罵我。’我……我……說的真的全是好話，也全是真心話，我可沒有半點諷刺的意思。再說，我又何必偏挑跟您求稿的時候諷刺您？……”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應該怎麼說？在您說了一大堆好話以後，他說：‘謝謝——THANK YOU’？那說不定是個老外。他說：‘過獎過獎，不敢當，不敢當’？俗了。北京人哪兒能俗啊，他不給您來個正話反說，怎麼能透著幽默？”
有一位記者到我家，嘲笑王朔“放狂話”。
“狂得可以，狂得可以！敢說他那《愛你沒商量》一不留神就寫成了《紅樓夢》，頂不濟也是一本《飄》。你們北京的侃爺，可真敢吹！”
您瞧，王朔該怎麼說才好？說我這劇比《紅樓夢》差一大截子哪，比《飄》也還有一段兒？傻不傻？耍耍小聰明，來個反話正說吧，還是有人沒聽明白，惹出一肚子氣來。
北京人啊，難怪您老是讓人摸不透，您又老是讓人覺得挺有味兒。
我自認為這雙賊眼還是能分得清誰說的是真話誰說的是假話，什麼是正話什麼是反話，哪樣兒是玩笑哪樣兒是認真的，畢竟在北京混了這麼多年。
可想想和蘇五一開初認識的那幾天，我還是一陣陣兒犯嘀咕：那會兒，他是在正兒八經地“教育”我哪，還是跟我開心，打鑔玩兒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