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去世，長孫無忌成為朝堂之上說一不二的顧命大臣，身負輔佐新君、總領群臣的重任。位高權重，他已經是群臣攻訐的目標，成為君主忌憚的對象，可悲的是，他不知收斂，更不願急流勇退，也許，從他選擇成為權臣的那個時刻，就已經注定了悲劇的結局。
當李治喜愛的婦人武氏登上曆史舞台，相權與皇權的矛盾全麵爆發，激化到頂點，長孫無忌最後的堅持，是權力欲望使然，還是良心的抉擇？
永徽之治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太子李治繼位，史稱唐高宗。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改國號為“永徽”，唐朝曆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新舊交替之際最易生事，高宗繼位初年很不太平，地震、水災連綿不斷地發生，境內有人鬧起義，境外有人興兵挑釁。李治隻有二十二歲，在當太子的幾年中他學到了不少知識。
貞觀政府是一個開拓型政府，它四麵出擊，對內建立製度和秩序，對外樹立威嚴和形象。唐太宗雄才大略，他將該做的事和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所以，以李治為首腦的永徽政府隻能是一個守成型政府，它要繼承並發展貞觀之治，這是長孫無忌的想法。長孫無忌在做事的過程中，始終遵照著貞觀時期的政策和標準，在永徽初年，這的確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長孫無忌幾乎是手把手地教李治如何執政，但教育方法卻很成問題，李治聽到的都是“你父親是如何做的”，李治崇拜李世民，所以，開始的時候，對父親的做法，他欣然接受。他像父親一樣鼓勵農耕；像父親一樣提倡節儉；像父親一樣接受進諫；像父親一樣在有天災的時候責備自己，向百姓檢討；像父親一樣在有人上書彈劾長孫無忌權勢太盛時，將奏折拿給長孫無忌，表示自己毫無猜疑之心。
在永徽初年，高宗李治也離不開舅舅。李治就像一朵溫室中的花朵，突然要去戶外生活，接受風吹日曬雨淋，這一切都讓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沒有父親的雄才大略，也沒有可以依仗的經驗、可以憑借的智慧，這個時候，長孫無忌就像他的拐杖，讓他一點一點學會走路。可以說，這並不像一種君臣關係，更像是一種師生、父子關係。
在朝廷上，漸漸有了“長孫無忌專權”的成議。李世民死前、高宗繼位後，將太多的官銜加在了長孫無忌身上。在貞觀二十二年（648），長孫無忌就已經“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也就是說，他一個人當了三省的長官，換言之，他的職權範圍和皇帝沒區別。當時李世民尚在，長孫無忌毫無心理壓力，這麼多年來，他們君臣間就是這樣互相信任著對方。
等到高宗繼位，長孫無忌依然全權領導中書、尚書、門下三省，他做事謹慎，自然知道如此高的地位不是什麼好事，於是，他主動向高宗辭掉了尚書省的官職，於是，同為元老大臣的李勣成了尚書仆射。而李勣明白長孫無忌此舉的用意，又見高宗對長孫無忌的信任無以複加，當下領著空銜，盡力避免與長孫無忌發生衝突。
後人常常評論長孫無忌專權。唐朝的政府班子裏宰相的數量總是不定，有時三五個，有時更多，為的就是防止權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在永徽初年，宰相班子和朝廷重臣裏幾乎清一色是長孫無忌選中的人，例如褚遂良、韓瑗、來濟、於誌寧，長孫無忌也的確懂得如何排擠掉對手，從這一方麵來說，他也的確在弄權。
但這種評價又說不上特別公允，長孫無忌有他的局限，但他從未染指兵權，也就是說他並不能威脅李治的地位。他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維持著自己的權勢，但從本質上來說，他從未想過威懾君王，這也是一直以來，李世民對他放心的原因。
永徽政府麵臨的問題很多，作為貞觀政府的接棒者，李治需要在父親留下的龐大遺產中不斷思考，在內事上，李治隻需不改變父親的政策，國家就能按照一種慣性持續發展，何況，還有長孫無忌一班人馬及時幫他解決問題。永徽年代，社會生產總值持續提高，人口大增，這讓高宗和元老大臣們很是自豪。
內事不用發愁，但有兩個問題讓李治很是撓頭。
一個問題是外事問題。唐代疆域太大，外敵太多，李世民帶著他的猛將們四處征討，才牢牢地維持了唐朝的國際地位，又靠著有力的外交政策，保證了邊境的安全。但到了永徽年間，當年跟著李世民打天下的功臣們死的死老的老，新一批將領還沒成長起來，正是青黃不接之時。突厥、回紇、吐蕃、高麗、西域大小國家，都可能給大唐帶來災難。如果一味設置重兵，就會給國庫造成沉重負擔。李治既沒有出色的戰略頭腦，也沒有拿得出手的外交政策。好在永徽初年，大唐邊境相對太平，太宗留下的軍隊還在兢兢業業地守衛著邊疆，李治擔心的大規模外戰並沒有發生。
另一個問題是君臣問題，說具體一點，就是他與長孫無忌的關係問題。李治年紀漸長，對國家政治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想擺脫父親的影響，他首先必須擺脫的，就是父親留下的這批元老大臣。因為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大臣們，永遠在用李世民的思想做事，用貞觀政府的風格做事。而李治想要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風格行事，偏偏元老們都希望他成為李世民。
李治不是李世民，也沒有變成李世民的可能，這讓長孫無忌很是失望。當然，這樣一位皇帝更好控製，更能保證他的地位，這大概是唯一的好處。他沒有察覺李治心中滋生的怨氣，還在充當著帝王的老師，給李治講為政的道理。李治不耐煩，一時之間卻也離不開舅舅，他也知道這位舅舅的確為自己做了不少事。
唐永徽三年（652）年底，長安發生了一件大事。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房遺愛的妻子），聯合武將薛萬徹、功臣柴紹的兒子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兒子李元景企圖謀反，事發後，高宗大驚，命長孫無忌親自審理此案。
長孫無忌查閱卷宗，提審嫌犯，尋找證據，發現案子並不複雜。高陽公主為人驕縱，曾和父親李世民有嫌隙，又因丈夫是次子不能沿襲房玄齡的封號、財產而心生不滿，就慫恿一幹不得誌的武將、大臣、親王，並聯合一群和尚道士一起造反。這樣一群烏合之眾能成什麼事？但長孫無忌心中警鍾直敲，幾個蹩腳的小角色都敢造反，這不正說明朝廷不穩嗎？
長孫無忌決定借這個機會清除皇位的潛在威脅者和朝中的隱患。他突然想到了吳王李恪，這個唐太宗曾想傳位的親王。李恪人望甚高，如果他想要造反，恐怕不是小打小鬧；又想到江夏王李道宗，這是唐朝開國功臣，手握兵權……一件小小的謀反案迅速擴大，在長孫無忌的授意下，房遺愛瘋狗一樣咬出了更多與造反完全無關的人，誣陷他們全都參與了造反。最後，這些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
李治對此心知肚明，當了幾年皇帝，嚐到了權力的滋味，他的思想也有了轉變。從前，他重視父親親情，重視手足血脈，如今他也明白，和皇位比起來，這些都可以靠邊站。吳王李恪很有聲名，他也擔心吳王生事。就算吳王本人沒這個意思，難保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吳王名號對他不利。吳王被處死，一了百了。但他也覺得牽連的人太多，想要開口求情，被長孫無忌一口拒絕。
李恪臨死前悲憤地大叫：“長孫無忌這個弄權奸賊，竟然如此陷害良善之輩，倘若社稷有靈，就一定會讓長孫一家不得好死！”
長孫無忌對高宗有三功：擁立之功，教導之功，固位之功。這些事固然夾雜了長孫無忌的個人私欲，但李治能夠當太子，順利接班，穩固政權，靠的的確是長孫無忌的力量。長孫無忌最大的失誤，就是總是希望李治乖乖走李世民的道路。很明顯，長孫無忌是李世民的影子，但他不能要求一個帝王成為另一個帝王的影子。
而習慣了位高權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長孫無忌的心態也難免有一些變化。從前長孫無忌懂得盈滿則虧的道理，總在避嫌，總是低調，如今他卻欲罷不能，他也開始靠自己的權力排擠他不喜歡的大臣，提拔親近他的人，他也開始留戀權位，就像長孫皇後當年擔心的那樣。這樣的表現，又讓高宗李治心生忌憚和厭惡。
高宗仍是心軟，再加上能力上有所欠缺，既然長孫無忌並不威脅自己，他就決定由著舅舅，慢慢想辦法。何況，長孫無忌隻是貪戀地位，並不曾想過要分高宗的權。這一對君臣依然能和平共處，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意外，他們之間本應有一個體麵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