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傑是武則天最得力的大臣，同時也是她一生中最主要的對手，作為一個傳統的、典型的儒家學者，狄仁傑既忠於李唐王朝，同時又忠於武則天。至於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矛盾，狄仁傑不僅想到了，而且做到了，這也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應有風範。當然，狄仁傑一生中所留下最亮麗的色彩，還是他耿直的稟性和高超的智慧，盡管也有過諸多的無奈，遭遇過無情的傾軋，但還是始終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理想抱負。
助手與對手
唐貞觀四年（630），狄仁傑出生在一個地位不高的官宦之家，祖籍是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當時的社會強調家世出身，狄仁傑的祖父狄孝緒雖然官至尚書左丞，卻並未得到李世民的倚重；父親狄知遜的官職為夔州長史，也沒有登上唐朝政治舞台的中心。不過，世代為官的家庭都特別注重子女教育，唐朝又鼓勵科舉製度，這就為當時的普通家庭的子弟提供了極大的上升空間。因此，狄仁傑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傳統教育，他讀聖賢書，知忠義事，心中早早種下了憂國憂民的種子。
應該說，狄仁傑之所以被後人推崇和銘記，是因為他的一生經曆了唐朝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即大唐變為大周，再由大周變回大唐，並且從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史料記載，狄仁傑在高宗顯慶年間，通過科舉考試正式進入官場，所以時間隻能大致確定在公元656至661年之間。由此可知，狄仁傑進入官場的年紀在二十六歲至三十一歲之間，在“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科舉考試大背景下，他也算是大器早成了。需要說明的是，狄仁傑考中的並非進士科，而是明經科，這也從側麵證明他的儒學功底之深厚，同時也是他身為儒家信徒的一個佐證。
狄仁傑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時，武則天已經貴為帝國皇後，二人的政治和人生道路，也隨著彼此地位的逐漸升高而越走越近。當時，高宗皇帝李治常年疾病纏身，最嚴重的時候甚至目不能視，因而總是把朝政帶回寢宮處理。這樣一來，每天在高宗皇帝身邊服侍起居的武則天就得到了覬覦國家大事的機會。由於她政治才幹出類拔萃，雖然最開始的時候隻是負責一些零碎小事，但是隨著高宗皇帝對她的信任，以及武則天本人的極力爭取，國家權力開始逐漸過渡到她的手中。不過，武則天畢竟勢單力薄，她想要在政治舞台上站穩腳跟，就必須在群臣當中尋找政治盟友，而狄仁傑正是憑借著自身的諸多閃光點，赫然地映入了武則天的視野。
那麼，狄仁傑的身上有哪些閃光點呢？通過史料記載，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四點：
其一，品格高潔。狄仁傑的同僚鄭崇誌受命出使海外，由於路途遙遠且異常艱辛，需要經年累月地在異鄉奔波。因此，出使海外在當時乃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苦差事，每個人都避之唯恐不及。鄭崇誌雖然願意受命，可惜家有一位老母需要贍養，因而在接到命令後可謂欲哭無淚。狄仁傑和他雖然屬於泛泛之交，但是念及孝悌之情，主動上書替換了鄭崇誌的出使任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狄仁傑也有父母需要贍養，他在出使途中就曾因為懷念家中親人而觸景傷情。所以，這件事不僅讓鄭崇誌對狄仁傑心生敬佩，同時也讓很多人認識到了狄仁傑的高尚品格，更讓那些無故逃避出使海外任務的大臣們自慚形穢。
其二，能力卓越。唐上元二年（675），狄仁傑出任大理寺丞，成為大唐王朝最高級別的司法官之一。讓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在短短一年之內，經他手辦理完結的案件多達一萬七千八百起，平均到每天就多達四十九起。要知道，由於很多官員的不作為，當時的很多案件都是陳年老案，僅僅翻閱卷宗就是一件極為繁重的工作。一年之後，狄仁傑在行政考核中被評為末級，很多官員聯名上書為他鳴不平，並且最終為他贏得了上等的審核評級。時人曾評價狄仁傑說：“狄公之賢，北鬥以南，一人而已。”意思是說，狄仁傑的賢能已經居於群臣之首，暗喻他一定能夠在將來成為宰相。
其三，膽識過人。自古以來，有能力而明哲保身以致終生碌碌無為的官員不計其數，而狄仁傑不僅能力卓越，而且在膽識方麵也是當仁不讓。同樣是在擔任大理寺丞期間，曾經有兩位官員不小心砍了昭陵上的樹木。眾所周知，昭陵乃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寢，高宗皇帝自然不會輕易地放過他們。當時，具體負責督辦此案的人就是狄仁傑，他翻遍典籍，發現對此二人的懲處最重不過削官為民。但是高宗盛怒難消，非要將二人定為死罪，並且強令狄仁傑法外施刑。而狄仁傑在動曉情理無效的情況下，依然針鋒相對，據理不讓，最終迫使高宗做出妥協，將那兩位官員依法懲處，保全了他們的性命。
其四，生逢其時。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即便他占盡優勢，又能夠竭盡全力，也終有一樣東西是無法把握的，那就是運氣。因此，很多人在走向成熟之後，都會信守“盡人事，聽天命”的人生哲學。狄仁傑所在的初唐時期，國家政權建立在大貴族基礎之上，因而武則天作為新生勢力的代表人物，崛起的最重要阻力就是這些大貴族。既然與這些大貴族水火不容，武則天就要竭盡所能拉攏其他的政治勢力，借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與此同時，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清貧學子，亟需憑借最高統治者的恩澤加官晉爵，狄仁傑作為這些學子當中的佼佼者，自然能夠在仕途之上平步青雲。
當然，狄仁傑所有的這些閃光點，都符合一個基本理念，那就是儒家正統。而這個正統理念在狄仁傑身上的最終表現，就是對李唐江山的忠心不二，所以武則天想要專權可以，想要取代李唐自立就為狄仁傑所不容了。何況，在儒家思想當中，女性當政乃是國有不祥的征兆，因而但凡有女性參與政治活動，大多會生出亂局。早在太宗時期，新羅曾有當政女性派遣使者到唐朝求援，太宗不僅沒有出兵相救，反而對來使大加斥責，教訓對方女性當政才是他們最大的禍患。狄仁傑在武則天治下為臣，本身也承受著來自方方麵麵的壓力，比如為了和親戚搞好關係，為人剛直的狄仁傑曾經主動為表弟謀取官職。（此舉在當時屬於合法行為，稱為“門蔭”製度。）結果卻得來了冷冷的四個字回應———不侍女主，可見狄仁傑內心當中的苦楚。
一方麵，武則天對狄仁傑有著知遇之恩，同時她本人又有著高超的政治才能，其創造的盛世幾乎不遜於貞觀之治。另一方麵，武則天的當權卻又“名不正言不順”，狄仁傑自幼受儒家思想熏染，雖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但是對“君”的界定卻從來沒有含糊過，因而他由始至終都是以李唐政權為天下正統。在這種情況下，狄仁傑就不得不在大忠和小忠之間作出選擇，而他的心向李唐，也說明他不愧為一代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小小的政客。簡單來說，政治家一定是胸懷天下的，為了理想抱負可以犧牲個人利益；而政客則多是注重私利的，他們為了個人利益甚至可以賣主賣國。狄仁傑如果死心塌地追隨武則天，個人的榮華富貴自然不是問題，大唐帝國的命運恐怕就要改寫了。
入朝
狄仁傑擔任的第一個官職是汴州（今河南開封）判佐，雖然官位不高，但是該州經濟發達且人口密集，能夠在這裏做官，狄仁傑的仕途起點不可謂不高。然而，就在狄仁傑準備大展拳腳時，他的屬下上交給朝廷一封奏疏，目的居然是彈劾自己的上司狄仁傑，他的仕途之路由此陷入危機。
自古以來，官和吏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官是國家正式編製內的人員，不僅擁有較大的權力，而且未來的升遷之路無比寬廣，而吏屬於辦事人員，最初由官員任命，但是隨著官員的流動性變大，以及吏在地方政權中位置的固定，官吏之間的權力大小反而出現了本末倒置的現象；另一方麵，由於吏的出身通常較低，因而他們的升遷機會幾乎為零，但是這也讓他們在某一具體崗位上的停留時間非常久，因而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非常精熟。如此一來，吏就能通過各種各樣的名目，來欺騙和為難官員，他們輕則玩忽職守，重則謀取私利，形成了很大的勢力。有些官員初到一地，為了和他們搞好關係，從而展開自己的工作，也會對他們的胡作非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本來，這樣的官吏關係還能夠在潛規則下勉強維持，但是狄仁傑為人耿直，對於吏的一些不軌做法絲毫不予容忍。他這種破壞“規則”的行為，自然引發群吏的反抗，而具體形式就是向朝廷上書，陳述狄仁傑的“不法”行為。既然有人彈劾，朝廷自然會派人來徹查，負責這件事的人是閻立本。此人除了擔任朝廷大員，在我國藝術史上同樣的赫赫有名，此次負責徹查狄仁傑被彈劾案件，更是表現出了他難得的機智。他很清楚，官吏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群吏會怎樣做都有例可循，不同的是新到任的地方官會怎樣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