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來講，官員應對群吏的能力可以分為三等：第一等是“不能欺”，即官員不僅聰明睿智，而且對群吏的伎倆了然於胸，無論他們怎樣做都難不住官員；第二等是“不敢欺”，即官員的背景深厚，或者官員做事雷厲風行且有套路，群吏與他們為難基本等同於自尋死路；第三等是“不忍欺”，即官員的品性仁德忠厚，做什麼事都得過且過，隻要不是原則問題，也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樣的官員會讓群吏不忍心欺負。根據這樣的官場定律，閻立本很快就給狄仁傑定了性，即他是一位“不能欺”的官員。道理很簡單，狄仁傑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不可能和群吏“討價還價”，同時他也沒有太深厚的背景，做事又不失機智靈活，群吏鬥不過他，隻能尋求朝廷向他施加壓力。
憑借這一判斷，閻立本不但沒有批評和為難狄仁傑，反而表揚並提拔了他。回到朝廷之後，閻立本立即舉薦狄仁傑為並州（今山西太原）都督府法曹參軍，並最終如願以償。在並州，狄仁傑積累了大量的從政經驗，並且因為工作的關係，對於審案判案之能力有了極大程度的提高。憑借出色的政績，狄仁傑在唐上元二年（675）被調入京城，出任大理寺丞，這才有了他一年之內完結一萬七千八百起案件的曆史記錄。這一時期，由於身在朝堂，狄仁傑也開始接觸到政治的真正陰暗麵，這也讓他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無奈。
簡單來說，高宗皇帝常年染病，隨時可能駕鶴西歸，屆時國家權力將一舉轉移到輔政的武則天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她唯一的權力障礙就是太子，因為按照皇位的繼承慣例，皇帝駕崩後自然要由太子繼承大統。為了徹底擺脫日後的威脅，武則天幹脆痛下殺手，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太子李弘毒死。原本這件事在史學界還有很多欲蓋彌彰的說法，但是太子管家閻莊的墓誌銘，最終將此事一錘定音。該墓碑於1955年出土，其中內容有如下記載：“纏蟻床而遘禍，隨鶴版而俱逝。”意思是說閻莊的死是因為太子李弘的死所致，文中雖然沒有說明具體的細節，但通過簡單的推測可知，閻莊應該是被武則天殺人滅口了，因為對於太子的死他一定很清楚，甚至可能目睹了整個過程。而且由於他對太子的忠誠，以及他深厚的背景，很可能會將此事揭發出來，至少會對武則天發出質疑。
至於武則天，最早乃是太宗皇帝的妃子，太宗死後按律出家為尼。但是，此人機謀頗深，早在太宗皇帝病重的時候，她就已經開始向當時還是太子的高宗示好，並且建立了非同尋常的私情。礙於禮法，高宗皇帝最初隻是悄悄潛入感業寺與她偷情，但是這個時候王皇後和蕭淑妃正在爭寵，為了增加自己的勝算，王皇後提議將武則天召回宮中。殊不知，武則天的機謀，就算王皇後和蕭淑妃加在一起也不是對手，王皇後此舉無異於引狼入室。果然，武則天入宮之後不久，王皇後和蕭淑妃就雙雙失寵了，並且很快被打入冷宮。
一般認為，這一時期的武則天，尚未生出做女皇的野心，最多不過想要成為李唐王朝的後宮女主。但是在幫助高宗處理政務的過程中，她卻一點一點嚐到了權力的滋味，俗話說“權力比毒品更容易使人上癮”，武則天想要當女皇的野心也由此開始急速膨脹。這個時候，一些想要通過旁門左道得享榮華的人，也開始積極慫恿武則天，尤其是她的子侄，他們利用時人的迷信心理，編造了一些所謂的祥瑞，為武則天的稱帝做足了輿論準備。而高宗對於武則天的做法則是聽之任之，這一方麵出於他對武則天的感情，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武則天的政治能力實在強幹，她的迅速做強做大，也讓高宗無可奈何。
在這種情況下，武則天才有狠心和膽量殺害太子，並且將此事做得滴水不漏。然而，在狄仁傑看來，這件事卻從根本上就存在可疑，因為按照當時的慣例，朝廷遇到重大案件需要進行“三司推事（俗稱“三堂會審”）”，就是由刑部、禦史台和大理寺共同審理，而狄仁傑作為大理寺的主事官員，根本就沒有得到審理此案的任何命令。與此同時，狄仁傑很快就了解到，刑部和禦史台也沒有參與此案的審理。換句話說，對於太子和閻莊的死亡審理，完全繞開了國家的司法機構，甚至根本就沒有人過問和追究。更為蹊蹺的是，閻莊身為太子管家，居然沒有任何官方史料提到他的死，甚至於他的名字都從家族中被除去，可見時人對於此事的隱諱。
然而，狄仁傑作為一名司法官員，盡管他有心查明此案，卻根本連接手此案的機會都沒有。他很清楚，在當時的專製體製下，所謂的國家法律完全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如果無關統治階級的利益，案件審理還可以在法律框架內執行，可是一旦觸及統治階級的利益，法律就會淪為他們謀取利益的工具。眼見如此，狄仁傑的表現足以證明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因為他針對此案基本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隻是繼續努力完成自己職責範圍內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擁有足夠的力量，能夠讓法律發揮出真正的效力。
顯身手
在大理寺丞任上，狄仁傑正是通過秉公執法的做事風格，留下了廉潔奉公的良好形象。為此，高宗皇帝也開始注意到了狄仁傑的存在，並且將他擢升為侍禦史，這就讓狄仁傑的耿直性格得以彰顯，從而做出了更加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情。在此期間，狄仁傑一共督辦了兩次大案，為他登上最高權力舞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韋弘機是高宗眼中的得力大臣，他最早從事外交活動，很有大國之臣的風範，做出了很多為大唐王朝增光添彩的事情。後來，韋弘機憑借高宗的寵信，得以出任司農卿一職，主管國家農業基礎設施建造。然而，韋弘機的主要精力卻放在了討好高宗上，他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一再慫恿高宗大興土木，建造規模宏大的豪華宮殿。應該說，每個皇帝都是好大喜功的，高宗皇帝也不例外，因而在韋弘機的支持下，興建了一大批宮殿。當然，韋弘機在此過程中並沒有忘記充實自己的腰包，以至於民怨漸起的同時，他卻過上了逍遙的人上人的生活。
對此，很多大臣都對韋弘機心生不滿，但是由於他和高宗皇帝私交篤厚，更多的人隻是敢怒不敢言。宰相劉仁軌也屬於這類人，但是他很清楚，隻要是扳倒韋弘機這樣禍國殃民的佞臣，有一個人肯定願意出頭，這個人就是狄仁傑。於是，劉仁軌通過各種渠道向狄仁傑傳遞韋弘機的不法信息，狄仁傑雖然對個中玄機心知肚明，但是一來整治不法是他的職責所在，二來其性格又是出了名的耿直，因而很快遞上了彈劾韋弘機的奏疏。由於狄仁傑準備充分，提前掌握了確鑿的證據，韋弘機沒來得及反抗就伏法受刑了。
另一個案件與此如出一轍，大臣王本立無才無德，隻是憑借對高宗的阿諛諂媚便官居高位。此時的李唐朝堂，正直的大臣當權，自然容不下王本立這樣的人，可他在高宗眼中又極為難得，因而大臣們又把扳倒他的任務推倒了狄仁傑身上。狄仁傑對此義不容辭，再次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擔起了整肅朝綱的重任，他對高宗陳說利害，最終說服他懲辦了王本立。雖然狄仁傑有被一眾大臣“當槍使”的悲哀，但此時畢竟人心向治，他的做法還是為自己贏得了很好的口碑。
由於表現突出，高宗很快就把真正的重任交給了狄仁傑。太宗時期，李唐王朝和吐蕃建立了和睦共處的關係，文成公主嫁給鬆讚幹布，更是創造了漢藏關係史上的黃金時期。但是到了高宗時期，唐朝和吐蕃的關係陷入僵局，直至刀兵相見。在大非川戰役中，薛仁貴率領的十萬唐軍大敗而歸，自此唐朝一邊轉入守勢，吐蕃則連年發起進攻，到狄仁傑出任侍禦史期間，吐蕃軍隊再次興兵來犯，宰相劉仁軌公報私仇，舉薦和自己有過節而不善軍事的李敬玄帶兵出征，果然惹來大敗。
李敬玄兵敗被貶，劉仁軌的個人目的達到了，唐朝的邊防事務卻由此陷入危急之中。當時，唐朝與吐蕃作戰的邊鎮是鄯州（今青海樂都），李敬玄打了敗仗之後，鄯州便暴露在了吐蕃的兵鋒之下。眾所周知，唐朝的首都在關中地區，一旦鄯州有失，吐蕃兵鋒就可以直趨長安。消息傳來，朝野上下一片慌亂，如果沒有一個得力大臣出鎮鄯州，情勢急轉直下，後果將不堪設想。這個時候，高宗和武則天同時想到了狄仁傑，而狄仁傑眼見國家陷於危亡之中，也就立即當仁不讓地趕赴鄯州上任了。
狄仁傑匆匆忙忙趕到鄯州，發現這裏的情況已經非常危急了，因為危機不僅來自城外的吐蕃大軍，而且唐軍方麵已經自亂了陣腳。原來，受到大敗的局勢影響，很多士兵都出現了畏戰心理，很多人都離開軍隊準備逃回內地。鄯州官員隻知一味使用高壓政策，導致這些士兵不得不拿起武器反抗，以至於越來越多的士兵上山為匪，這不禁讓鄯州的危機局勢雪上加霜。狄仁傑到任之後，立即著手整頓軍務，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加強了邊防力量的建設。再加上他施行了一係列的德政措施，被逼反叛的將士紛紛來歸，鄯州的形勢很快得到改觀。吐蕃眼見如此，深知再難討到便宜，沒過多久便引兵回撤了，狄仁傑順勢大舉收複失地，吐蕃之亂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