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這裏，我突然領悟，為什麼中國唐代劉禹錫寫石頭城的四句詩會在人們心中形成那麼大的氣魄，以至連大詩人白居易讀了都說“吾知後之詩人，不複措辭矣”。這四句詩是：“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人稱此詩得力於懷古，我說天下懷古詩文多矣，劉禹錫獨擅其勝，在於營造了一個空靜之境，惟此空靜之境，才使懷古的情懷上天入地，沒有邊界。
今天羅馬的空靜之境，不是出於詩人營造，而是一種實在。一座實實在在的石頭城，一座曾經屬於愷撒、奧古斯都、圖拉真和哈德良的石頭城。這種可觸摸的空，可諦聽的靜，任什麼詩也不可比擬。
營造如此空靜之境的，是全體羅馬市民。這才猛然記起，一路上確有那麼多奇怪的車輛逆著我們離城而去。有的拖著有臥室和廚炊設備的房車，有的在車頂上綁著遊艇，有的甚至還拖著小型滑翔機。總之，他們是徹徹底底地休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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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徹徹底底地休假？
在形態上，這是與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閉性割斷。到哪兒去休假，不必讓同一辦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稟告直接上司。與我們中國的忙人們休假時連睡覺都開著手機相反，他們一進入休假就不再惦念電話鈴聲，不會因為兩天沒有與人通話就如困獸般煩躁。在休假時他們成了另一種人，平日衣冠楚楚、禮儀彬彬，此刻卻便裝鬆鬆、笑聲連連，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遊戲心態。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還步履匆匆、兩眼直視、目中無人，今天在休假地見到誰都親熱招呼，其實互不相識，隻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麼事？這事就是休假。
在觀念上，這裏服從把個體休閑權利看得至高無上的歐洲人生哲學。中國人刻苦耐勞，偶爾也休息，但那隻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歐洲人反過來，認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為了休假，因為隻有在休假中，才能使雜務中斷，使焦灼凝凍，使肢體回歸，使親倫重現，亦即使人暫別異化狀態，恢複人性。這種觀念溶化了西方諸如個人權利、回歸自然等等主幹性原則，很容易廣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極端。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次中國領導人訪問羅馬，計劃做了幾個月，但當領導人到達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麵的計劃負責人突然不見了，把大家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隻得重新開始計劃。奇怪的是，他們那方的人員隻著急不生氣，因為那個負責人的突然不見有一個神聖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們當然不會讚成這樣的工作態度，但羅馬人的看法就不一樣。他們說，工作與休假，很難說哪個更重要。這個負責人由於某個非個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時間，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犧牲休假時間去辦移交，等於把一件事的不完滿變成了兩件事的不完滿，兩敗俱傷。休假使一個人失去一種身份，轉換一種身份，這種失去和轉換是那樣的無可指摘，就像無可指摘於突然死亡。那個人自從來到休假地、換上寬鬆服之後，他作為公務員的身份已經暫時地埋葬於山水間，你怎麼能對一個死亡了的身份有額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續，隻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滿身份“複活”。
對於這樣一條思路可以不作評論，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圍的好些朋友為什麼老是休息不好。
我們很多企業家和官員其實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選擇一個不受幹擾的風景勝地，然而可惜的是，他們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卻放不下身份。於是，一到休假地隻想擺脫放下身份後的虛空和慌張，立即用電話疏通全部公私網絡，甚至還要與當地的相關機構一一接上關係。結果可想而知，電話之頻、訪客之多、宴請之盛，往往超過未曾休假之時，沒過幾天已在心裏盤算，什麼時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個永遠閃動在彼岸的夢影。
顯而易見，此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人家的休假是轉換身份，我們的休假是疊加身份。疊加在遠離辦公室的地方，疊加在山光水色之間，那是多麼不自然，多麼矯情。矯情在別處尚能閉眼放過，矯情在私人假期，實在是糟踐了人生的最後一個秘角，讓人憐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