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繞來繞去幾次迷路，後來終於悟得一個訣竅，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誠、最年老的向導，再也錯不了。如此幾度反複，我把伯爾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館，夥伴們從廣告資料上查到一家應該不錯的餐館，卻不知道怎麼走，我豪邁地當門一站說：請跟上！
路線一旦摸清，以後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隻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鍾樓，形體不像別的鍾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鍾麵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鍾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鍾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於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鍾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麼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拚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車隊的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隻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裏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願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麼等級？住了多久？在這裏有什麼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於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隻是沿街店麵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麵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隻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麵又寫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麼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裏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麼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須發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裏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醜中之美，但幾分鍾之後又立即否定：何醜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鍾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醜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注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本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卡希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隻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裏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裏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才一、二年吧，剛做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