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為了參觀據說是全城最珍貴的文物，我們轉彎抹角地辛苦尋找，最後見到了，才發現是三流作品。為什麼不讓這些城市重新擁有幾件現在被征集到國家博物館裏的一些真正傑作呢？當那些傑作離開了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靈魂，傑作也失去了空間，兩敗俱傷。這事在我們中國也值得注意，與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讓中華大地處處都有東西可看，而不是隻在某個大型博物館裏看得頭昏目眩、腰痰背疼。
文物是如此，別的也是如此。超大規模的高濃度聚集，一般總是弊多利少，不宜輕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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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浮宮已經如此讓人無奈，其實它隻是塞納河畔的一個建築而已，跨出門來，麵對的是更大規模的聚會。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該如何消受？
即便聚會到這種程度，也還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熱鬧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紀。
凡爾賽宮竣工於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宮遷到凡爾賽宮後，盧浮宮的建造工程也隨即停止，也就是說，這兩個宮苑都屬於十七世紀。後來拿破侖下令擴建盧浮宮，則是十九世紀的事了。
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都建於十九世紀。協和廣場倒是與十八世紀有關，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紀，尤其是作為廣場主要標誌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從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十四世紀就造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紀，一次是十九世紀，都避過了十八世紀。
於是，我們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於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紀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紀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十八世紀的衝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侖，也留下了種種遺跡。結果，難於尋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轟鳴聲早已遠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啟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製王權下沉默的理性力量開始釋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終於，等來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係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麵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曆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眾，於是隨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曆更險的風浪。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性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蒙昧、迷信，真可謂振聾發聵，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辨，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製訂。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溫。
體溫無形無質，卻複蘇了一個時代；體溫無法在塞納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裏流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態。
這也可以說，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精神。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內旅行時的目標，整整十五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溫，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曆史遠處的餘溫。
這裏所說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體溫已經迢迢萬裏通達中國，它又怎麼在乎在塞納河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群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旅人心裏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