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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文化大師中，出生的屋子最狹小的，一是貝多芬，二是莎士比亞。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間、樓梯、門窗一一縮小、壓低，然後讓未來的大師嘩啦一聲破牆而出，騰身而去。兩人是在同樣的年歲離去的：二十二歲。
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當然不可能太隆重地來供奉這所老房子，隻讓它安靜地排列在一條窄街的邊沿，粗心人走過兩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亞的出生地是一個小鎮，埃文河邊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現在幾乎是把全部名聲、經營、生計都靠到了莎士比亞身上，好像整個村子的存在就是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長大、離開、回來、去世，然後等候世人來紀念。
這是異代同鄉的好意，尋常世間的溫暖。不尋常的是，世界各地的遊人每天不斷，於是每天都在迎來送往地過節，而且顯而易見，這個節還會過下去，直至永遠。
天氣已經很冷，風也很大，我穿著羽絨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進一家紀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來，繼續走。夥伴們問我在找什麼遺跡，我說不找，其實心裏是想找回一點複雜的感覺。
我現在想的是，有很長時間，這個小鎮對自己的遊子渾然無覺，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亞生前身後遭受的種種非議，甚至連他存在的真實性也受到責難，多半是由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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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終究是小鎮，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鎮，它憑什麼輸送出一個莎士比亞？
那個叫做莎士比亞的孩子不可能在這裏受到良好教育，進過一所文法學校，十三四歲時因家裏交不起學費就輟了學。他二十二歲離開這裏去倫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據說是偷獵了人家的鹿，當然這是一個無法肯定的傳說。到倫敦後，家鄉有人聽說他在一個劇場前為觀眾看馬，後來又一步步成了劇場的雜役和演員。他每年都會回來一次，後來經濟情況漸漸好轉，還在家鄉購置了房產和地產，最後幾年在家鄉度過。五十二歲去世時沒有引起太多重視，當地有送哀詩的習俗，但當時好像沒有人為他寫哀詩。他留下了遺囑，講了一些瑣事，沒有提到自己有什麼著作。連他做醫生的女婿霍爾，也沒有在日記中提到嶽父會寫劇本。
這些情況，引出了一係列問題。
首先，為什麼家鄉對他的功業缺少知覺？這種情形對於一些離鄉太久和太遠的文人來說並不奇怪，但小鎮離倫敦並不太遠，莎士比亞又幾乎每年都回來一次，而且晚年又回鄉居住，怎麼會這樣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個僅僅受過極其有限的鄉鎮初級教育的人，怎麼成了人類曆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文豪？他輟學時才十三四歲，以後八九年都在這個小鎮裏謀生，他憑什麼填補了自己嚴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後來隻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觀感受的文豪倒也罷了，但是舉世皆知，莎士比亞知識淵博、無學不窺，不僅悠閑地出入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學科，而且熟知宮廷貴族生活，這難道是這個小鎮能給予他的嗎？
與此相關，還有不少瑣碎的問號。例如小鎮所保留的莎士比亞遺囑中，幾處簽名都由別人代筆，拚法也不統一，這可能被解釋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記文件上，他的簽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筆跡。這些做法，很像當時千千萬萬個文盲。怎能設想，這個不肯簽名的人不僅親筆一字一句地寫出了三十幾部堪稱世界經典的輝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動用了二萬多個英語單詞，是曆史上詞彙最為豐富的作家之一！
這些問題，終於使人懷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亞，難道真是從這個小鎮走出的那個人？這樣的懷疑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集中發表，文化界就像發生了一次地震。懷疑論者並不懷疑從這個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的存在，他們隻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學者身份和上層身份的人，借用這個人的名字作為自己發表劇本的筆名。
這麼說來，這個躲在筆名背後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偉人。既然是文化偉人總會有多方麵的光亮泄漏，他也應該是那個時候倫敦的重要人物。那麼，他究竟是誰？
懷疑論者們按照他們的文化邏輯，分別“考定”了好幾個人。
有人說是那位十二歲就進了劍橋大學讀書，後來成了大哲學家的培根；
有人說是“牛津伯爵”維爾；
有人說是另一位劇作家馬洛，他與莎士比亞同齡，但他獲得過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
還有人更大膽地斷言，真正的作者是伊麗莎白女王，因為隻有她才能體驗那些宮廷悲劇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麼豐厚的學識和詞彙；
順著這條思路，有人認為，女王周圍的一些著名貴族，可能都參與過這些劇本的創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懷疑論者選定的對象不同，但隱藏在背後的理由卻驚人地統一，那就是，大文豪隻能來自於大學，若說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貴族。
他們的考證文章很長，也有大量注釋和引證，完全符合大學的學術規格。隻可惜，一年年過去，被他們吸引的人很多，被他們說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亞的戲一直到處上演，沒有哪個觀眾會認為，今天晚上買票去欣賞哲學家培根爵士或伊麗莎白女王的才華。
在他們擬定的名單中，真正懂創作的隻有一個馬洛，因為他本人確實也是傑出的劇作家，盡管懷疑論者看中的是他的劍橋學曆。結果，時間一長，稍稍懂點事理的懷疑論者便放棄了別人，隻抓住他不放。恰恰馬洛這個人有可能參加過當時英國政府的情報工作，二十九歲時又在倫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殺，於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有一個叫卡爾文·霍夫曼的美國人提出一個構想：可能那天被刺殺的不是馬洛，情報機構玩了一個“掉包計”，真的馬洛已經逃到歐洲大陸，隱姓埋名，寫了劇本便用“莎士比亞”的筆名寄回英國，因此莎士比亞劇本的發表也正巧在馬洛被刺之後不久。
這個構想作為一部的梗概聽起來不錯，卻帶有明顯的好萊塢性質，即隻求奇險過渡，不問所留漏洞。例如：馬洛要隱姓埋名，為什麼不隨便起一個筆名，偏偏要找一個真實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實的莎士比亞不會寫這樣的劇本，他劇團裏的大批同事怎麼會看不出破綻，然後傳揚出去，造成馬洛的不安全？還有，延續二十幾年的偉大創作工程，到完成之時，世事人情早已大變，伊麗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馬洛隱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應鬆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會不知道這項工程的重量，為什麼沒有點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隻語告知後世呢？
其實，按照學術的邏輯，有兩個事實足以駁倒那些懷疑論者：一是莎士比亞的劇本是在劇團裏為演出趕寫的，後來收集起來的是同一劇團裏的兩位演員，莎士比亞本人也在劇團之中，整個創作行為處於一種“群體互動的透明狀態”，不存在書齋學者個體寫作時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亞的同代同行、劇作家本·瓊森為那兩位演員收集的莎士比亞全集寫了獻詩。
那麼，既然從小鎮走出的莎士比亞沒有冒名，為什麼會出現本文前麵提出的一些問題？我想這與那個時代英國強大的貴族統治所造成的普遍社會心態有關。王室和貴族可以欣賞戲劇，卻不可能尊重劇團中人，他們不能設想，這些“戲子”不僅能夠搬演、而且還能完整地創作出這樣的藝術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