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隻暴發戶式的烏鴉，用我們的羽毛裝點自己，用一張演員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寫了幾句虛誇的無韻詩就自以為能同你們中最優秀的作家媲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打雜工，卻恬不知恥地以為舉國隻有他能震撼舞台。
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稱作“大學才子”的羅伯特·格林。他當時在倫敦文化界地位不低，發現突然冒出一個莎士比亞並廣受歡迎，理所當然地覺得威脅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擺弄一下文化學術聲腔來鎮一鎮，誰知莎士比亞最先拿出來的幾個劇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曆史意味深厚，全然剝奪了批評者從學術文化上居高臨下的可能，於是這位格林惱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內心的嫉恨。其實，這也是後來很多文質彬彬的懷疑論者潛藏的心聲。
這篇文章因格林死後被編入他的文集，才被後人看到，讓後人知道莎士比亞活著時身邊的真實聲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實的聲音比這篇文章更其惡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亞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傑作並創造偉大的。聽說他有時還會與別人在某個啤酒館裏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過去了。
大師的處境，即使在四百年後聽起來，也仍然讓人心疼。
4
在歐洲當時，比莎士比亞更讓人心疼的人還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隨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隻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二十三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著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四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五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即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又第二次入獄，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訶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事項再一次出庭受審……
總之，這位身體殘廢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的，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堂吉訶德》已經出版，而且引起廣泛轟動。但是，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學才華卻不願憑著一點良知，認真審查他遭受的災難，給他一點點起碼的公平。
當時的西班牙與英國不同，沒有讓隻讀過中學的塞萬提斯像莎士比亞那樣受到一批“大學才子”的審判，審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這些真的法庭，使他聯想到綁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盜，他們也有事沒事就審判他。
當海盜的審判與法庭的審判連在一起組成他的人生過程時，他不能不搖頭苦笑。
我一時還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煉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居然讓它囫圇出入、毫發無損。塞萬提斯正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淩駕於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反躬自問。
終於，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瘦馬、舉長矛的堂吉訶德。這是塞萬提斯用自身苦難鑄造成的，由此證明他已徹底降伏苦難，獲得了一種人類學上的讀解。
堂吉訶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於是，塞萬提斯也就在至高層次上詮釋了漫畫和寓言。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裏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訶德的騎馬像，後麵還跟著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訶德和桑丘的雕像過於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塑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曆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西班牙廣場上的這組雕塑，塞萬提斯為白色，堂吉訶德和桑丘為黑色。白色的塞萬提斯天天注視著眼前黑粗笨拙的這一對寶貝又會暗笑，就憑你們這模樣怎麼還能流浪遠方，把苦難流浪成寓言？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別人偽作的《堂吉訶德》第二卷，於是趕緊又披掛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也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看來異地同理：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
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敘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裏分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裏，隻有這三頭統治，隻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並世而立的隻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著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著。
我前麵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隻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麼，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裏，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闌珊。
5
當時東方也站立著一位文化大師，那就是中國的湯顯祖。
二十世紀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兒的日本學者第一次把湯顯祖與莎士比亞相提並論，他慶幸東西方的戲劇詩人同時活躍在世界，而讓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亞去世的次年，湯顯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緊。
但是，青木正兒先生把中國紀年推算錯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湯顯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離莎士比亞去世未滿百日。
中國與歐洲畢竟路途遙遠，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傳遞，也需時日。如果我們設想有一雙神秘的巨手讓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同日離開世界，那麼，讓東方的湯顯祖稍晚百日離開，也算是同時。
他們一起，走得何其整齊，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隻有到了這時，人們才不再喧嘩，開始回憶，開始追悔，開始紀念，開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讓人類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