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到荷蘭這個地名，我六歲，在浙江餘姚（今慈溪）鄉下。
我讀書早，六歲已二年級。那天放學，見不少人在我家裏，圍在桌子邊看我媽媽寫信。原來河西老太病重，親戚們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兒子快速回鄉。
七嘴八舌中媽媽手下的筆停住了，河西老太這兩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種東西，大家幾番側耳細聽都沒有聽明白。
“等到她兒子回來後再說吧。”大家說。
“不，”媽媽說，“也許她要吃的東西隻有上海有，問明白了我寫給他兒子，讓他帶來。不然就來不及了。”
媽媽說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聽聽看！”這是祖母的聲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戰爭開始後一起逃難回鄉的。
祖母是小腳，按她的說法，小時纏腳時痛得直流淚，她母親不忍心，偷偷地放鬆了，所以是“半大腳”，但走路還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廟裏念經，很少出門，更不會去河西，因為那裏有一座老石橋，石板早已打滑。這天，我扶著她，她把我當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見到祖母很高興，想伸手卻抬不起來。祖母連忙俯下身去，輕聲問她想吃什麼。
河西老太似乎有點不好意思，但終究喃喃地說了。
祖母皺了皺眉，要她再說一遍，然後笑了，抬起頭來對眾人說：“她要喝荷蘭水。”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奇怪的水名，回到家裏問媽媽。媽媽隻說荷蘭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卻也不知道荷蘭水是什麼，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簡單地說了荷蘭水的特征，母親“哦”了一聲：“那就是汽水！”
原來，在祖母一代，汽水還叫荷蘭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從荷蘭傳入的嗎？還是汽水本由荷蘭製造，然後別國的汽水也叫了荷蘭水？
對此我從未考證。
隻知道媽媽寫完信後，由一位後生快速地跑到北邊逍林鎮去寄出，媽媽特地關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誤。
幾天以後，河西老太的兒子回來了，一到就從旅行袋裏摸出一個玻璃瓶，上麵封著小鐵蓋。他又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開關，輕輕一扳，鐵蓋開了，瓶裏的水冒著密密的氣泡。也不倒在杯子裏了，直接湊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兩口，便搖頭，不想再喝。她兒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邊，也不再說話。我當時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還是她覺得兒子買錯了？
當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這事早就遺忘，今天到了荷蘭，輕輕地念一聲國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記得。
上幾代中國的普通百姓對於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聞，大多是由於那時開始傳入中國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這就像，西方普通人對中國的了解也長期局限於絲綢、瓷器和茶葉。這種充滿質感的生態交流，看似瑣碎，卻直接滲透到生活底層，甚至滲透到生命底層，有著遠遠超越政治、軍事、外交領域各種大命題的深刻性。你看這位隻在上海住過一段時間的老婦人，生命中最後念叨的居然是一個西歐小國的國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時一定不會適應，但很快就從不適應中找到了一種舒鼻通喉的暢快。這個短暫的轉變過程包含著兩種生態文化的愉快對接，後來失去了對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種遺囑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實更加美好。離開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實已經重新適應了傳統風俗，因此她對於那瓶好不容易來到嘴邊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搖頭。她終於沒有了牽掛，撒手塵寰，也就這樣丟棄了荷蘭。
她以生命的結束，完成了一場小小的兩種生態文明的拉鋸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