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曆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後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曆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隻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事。這些年中國大陸文化市場上盜版猖獗，盜版最早就叫“海盜版”，因此在名稱上與挪威海盜有一些關聯。我一度曾寬心癡想，這些人的行徑也許能衝擊一下出版體製上的“蒙昧時代”，然後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吧，因此曾在報紙上對他們好言相勸，說如果及早改邪歸正，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龍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實證明我想錯了，他們不存在挪威海盜那樣的“曆史的誠實”，而是熟知文明規範，還要連篇累牘地證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該殺該盜。既然文明已經被搓捏在他們手上，他們也就不會再向文明進化了。
與他們相反，挪威海盜不大為自己申辯，因此那個時代變得沉默和神秘，差一點讓後代茫然於它的存在。千百年來這樣的群落一定還有許多，由於無法以文字語言進入曆史，曆史也就把它們刪除了。幸好挪威海盜一個小小的習慣不經意地給曆史留下了確切的痕跡，那就是當時小王國的統治者去世時常常以船載棺來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進了沙土深層，獲得了真空保存。海盜博物館裏的三條船，就是從沙土中挖出來的。因為其他材料不多，這個海盜博物館的正式名稱應該多加一個字，叫海盜船博物館。
挖掘出來後立即引起了高層學術界的廣泛興趣，這不是獵奇，而是因為獲得了解讀曆史的一個新鮮角度。正統的曆史往往過於矯飾，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實際材料的佐證。佐證一來，當然欣喜莫名。對這種興趣我非常理解，多年來我在實地踏訪中國曆史腳印時深感許多文字記載之外的鮮活曆史被人們擱置、遺忘了。當時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樓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認為那是一片特別珍貴的文化邊緣地帶。後來由於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研究這個地帶，至今還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盜文化卻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邁克爾遜（Egil Mikkelsen）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餘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是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係。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麼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和地下發現貝類串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後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著眼於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精神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於曆史學和考古學，更屬於人類學和哲學。
於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裏產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內涵。這個小小的博物館支撐起了超越人們常規思維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氣地屹立在海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