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後，日本雖然獲勝，但純屬僥幸----俄國的戰敗，除海軍指揮的巨大失誤外，陸軍無法得到有效的後勤補給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其時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尚未竣工。即使在東北的巨大失利，死而不僵的俄國仍然是新進強國日本所不能強持的。慘勝的日本舉全國之力，幾近破產邊緣，終於擊敗了北極熊，卻得不到俄國的任何賠償。無可奈何之下，勉強通過了兩國共管中國東北的協議，即曆史上臭名昭著的《樸茨茅斯條約》。根據條約，俄國將關東州及長春至旅順口的鐵路（後改名為南滿鐵路）以及相應的一切特權轉交給了日本，長春為日俄雙方勢力分界點。
俄國依舊擁有黑龍江的勢力範圍，和中國“共管”長春至哈爾濱以及滿洲裏至綏芬河的鐵路，即北滿鐵路，亦稱中東鐵路。在《中東鐵路條約》和《樸茨茅斯和約附約》中約定，俄國在鐵路沿線，隻能設警而不能駐兵，“為保護鐵路起見，（日俄）兩國對於滿洲鐵路，每啟羅米突（kilometer，即公裏），得置完備兵二十五名”。在歐戰後，駐哈爾濱的3萬兵、守備中東路的6萬兵大半調赴歐洲，留下的分為新舊兩黨，衝突頗烈。哈爾濱總領事兼中東路督辦霍爾哇拖係舊黨首領，為新黨所反對，幾於不能維持秩序。
正史上民國政府倒是在民國七年初即迫令俄兵解除武裝，使得中東鐵路的護路權，始行收回。但是不久後幹涉軍（英、法、美、日，中國----竟然還有中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時，曾借口軍事運輸上的關係，由中、俄、英、法、意、美、日，各派代表一名，在海參崴組織委員會，以共同管理西伯利亞及中東鐵路。當時段祺瑞任總理，與日本簽署有《軍事協定》，即《共同防敵公文》、《共同防敵協約》、《海軍共同防敵協定》，無端讓日本卷了進來，痛失好局。
當時美國代表也讚同共管中東路，其理由是：“中國管理能力不充足；而中東路為世界交通孔道，不能聽憑中國處置。且自共管以來，協約國對於該路，投資已多。”----其實該路完全為中俄兩國合辦的事業。之後，在中國政府的照會下，日、美等有關係各國都照會民國政府，仍提出華府會議議決的兩條，說願意和中國共同處置。
而俄國又聲言並無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的意思。在蘇俄紅軍勝利擊潰了領土上的所有反對勢力的軍隊後，至蘇聯的成立，這以後，蘇聯力量越來越強大，原本對華的種種繡球已無意義，對中東路之要求反趨強烈，度過難關後的蘇聯重又繼續控製中東路。
正史上也是原先的少帥突發奇想，在東北易幟後不久即與蘇軍起衝突，結果慘敗而歸，史稱“中東路事件”。然後因為九一八，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一直到正史上的日寇投降後、新中國成立，中東路及其附屬資源才交到中國政府手裏。
其時中國力量還很弱，弱得雖然張漢卿知道將來的發展，卻無能左右俄國後來的局勢。但是有一點可以做的，便是充分利用蘇俄困難的階段，實現中國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