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民國十二年進行的總統大選非常不正常。本來平常時門可羅雀的議員們，忽然覺得自己時來運轉，得到各方的關注了。
自民初以來，民主在中國數遭摧殘，國會曆經喪亂，議員大多窮困潦倒，且出於對時局的失望，早已時荒誌廢，自暴自棄，與民國初年早已大為不同。本來民國時期軍閥割據，誰掌握了兵權誰就穩坐了山頭，這些議員們隻是作為和平與民主的擺設，聊勝於無。但是議員又是選舉總統的機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選票，這一關卻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牽擾了國內眾多人士及外國觀察家們的視線，中國未來向何處去，英法美日等各國均紛紛猜測與幕後運動，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繼續獲得在中國的利益。
外界紛紛看好孫中山。畢竟這位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氣，大公無私，身後有強大的國民黨作支撐（雖然國民黨目前軍事實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為先進的黨派，在組織民眾及宣傳上擁有極強的優勢），又有奉係全力支持，呼聲最高。
直係推舉精神領袖曹錕為總統候選人，並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曹錕有自知之明，論軍政才華，比自己適合做總統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競選，是無論如何不能勝出的，徒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親信、直隸省長王承斌建議說不妨用賄選一招。
對賄選，起初曹錕還忸忸捏捏欲蓋還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說：“花錢買總統當，比之要了錢得貪汙之名的人強多了，也比拿槍命令選舉的人強多了。”
於是曹錕派出自己的親朋好友，向各方議員開出了每張選票至少5000元的“高價”（民國時期5000元可不是小數目，抵得上當時一個普通國會議員近十年的薪水）。議員們本在清水衙門裏消磨時光，本就清寒。曹錕使的手段，卻正是棉花蘸糖，溫柔甜膩，恰好擊中了他們的軟肋。人常說“好漢吃軟不吃硬”，所以從外地返京參會的議員絡繹不絕，議員們隻想占這個現成便宜，大多數抱定了一拿錢便走人的心理，而不願承擔任何責任。
在大選問題短兵相接時，有許多議員醜態畢露。自從所謂議員任期延長後，加上大選又逼於眉睫，因此個個興高采烈，眉飛色舞。而他們唯一所注意和關心的問題就集中於選票的票價。和票價有連帶關係的是付款的辦法，因為賣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錢，買票的則怕付了錢議員們不投曹錕的票；而票價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異，同樣是一個議員，同樣是一張票，可是喊價不同，賣價不同，成交也不同。至於付款是現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還是遠期，出票人是誰，銀行是哪一家，都是爭論的問題。
對於出席會議卻不願賄選的議員，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勸誘，結果議員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來參會的有數十人之多。對不願為區區數千元賣身的議員，則另有辦法。甘石橋俱樂部乃以實授官職來代替金錢賄賂的，議員甚至有已受官職又反悔，於是回來受賄的。惟有蒙古議員多是王公貴族，蔑視金錢而重視官職，態度最為堅決。但是蒙古一省票數有限，作用不大。
國會自然需要拉攏，眾議院議長、國民黨員吳景濂是其中的關鍵人物。曹錕許諾，隻要當選，即委任吳景濂在曹錕政府中任國務總理。退一步說，萬一因事故做不到國務總理，曹錕也會給予相當的酬報。擁曹派認為所給條件過於優厚，但是曹錕對總統誌在必得，因為在大選工作上，以吳景濂在國會中的地位和影響，非依賴吳不可，為大局計，他並不計較開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選舉會召開，由於人數不足而流產。因此為曹錕選舉服務的津派、保派和國會中的大選派都慌了手腳，忙做一團，不知如何是好。當晚在小麻線胡同一所講究的住宅中，大選派議員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如何促成大選問題，當時商訂了幾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