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二十天裏，張漢卿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2次對外平等的條約。雙方約定：“互相不以對方為敵意國，不利用自身領土給敵對方提供方便，在國際活動中互通有無，不與第三國簽訂任何有損於雙邊關係、主權或領土完整的盟約，尊重雙方的國家製度、行政、外交獨立，雙方軍隊均從漫長的邊界線後撤50公裏，未經知會不在邊界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中國繼續以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為交換，換取蘇聯在機車、冶金、輕重工業、煉油、軍工、煉鋼、飛機、船舶製造等行業的機器和專家援助。”在此條約簽署後，中蘇互派大使。
中蘇和平條約的誕生，國際上第一次把年輕的不像話的張漢卿作為國家的重要人物而加以重視起來，國內也對這位少帥的大手筆所震驚。《津門日報》評價：“這不是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但他的成就，比得上迄今為止發生在民國以來的任何一次軍事勝利。畢竟，長期處於列強虎口之下的災難的中國，也終於有一個相對意義上的朋友，至少目前是無害的。”
在國際主義的大旗下，蘇聯也希望中國是一個最終將日本、歐美勢力逐出遠東的強大的國家。還在人民軍占據陝西之際，莫斯科就認為這支力量能夠團結中國大眾，統一國家，因此一度向張漢卿所在的人民黨控製下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大量軍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約30架r-1偵察飛機，而且還在蘇聯境內培訓人民黨飛行員。在自身由於1921年的大饑荒尚未恢複元氣的情況下，以糧易物是兩利的事情，所以蘇聯政府很爽快地答應了張漢卿提出的各項援助要求。
協議簽訂日期是15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考慮到蘇德在將來發生的大戰。在中國強大後，最有可能收複領土的應該也就是這個時候----根據曆史走勢，那時蘇聯自顧不暇，中國恢複對遠東的控製成為可能。隻要中國沒有被削弱，丟失遠東的蘇聯不大有能力再與另一大國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二戰後的國際形勢對它不利。再以後一旦核武器時代來臨，再收複領土便困難重重、幾乎成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紀的中國對俄羅斯提出領土要求後的反應？
當然張漢卿以人民黨和人民軍高層的身份訪蘇是另有一番考慮。作為一個穿越的現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歐的人民，對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恐懼是多麼強烈。在經曆從1918到1922年長達4年的武裝幹涉後，西方普遍對蘇聯進行了武器禁運和經濟封鎖，當然更害怕一個同樣性質的製度蔓延到人數眾多的中國。一個有著近西方資本廣義製度的三權分立的中國更符合他們的期望。
作為事實上一黨專政的人民黨政府來說，其國家的行政控製方式與蘇共有著驚人的類似：工業高度國家化與國家分配製度，以及意識形態的拷貝----其實在張漢卿主導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終無法脫離後世二十餘年長期的政治生活所給予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而蘇聯則重視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與主要在華既得利益的協約國的矛盾，爭取從外交上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加強中蘇多方麵合作，以阻止中國被拉入西方反蘇陣營。北方政策（即對蘇政策）在張漢卿的外交總戰略雖然處於次要地位，但出於複興中國的種種現實需要，他始終無法忽視並逐步加強了和蘇聯的合作關係。張漢卿不盲目追隨當時國內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認識，他認為：“親西反俄或親俄反西方都會有危險。”“單方麵聯盟可能會卷入一場戰爭。”“放棄與莫斯科的聯係是愚蠢的。”“始終存在的西方國家對危險的中蘇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對中國來講是一筆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資產。”他認為，中國必須利用西方戰勝國與東方蘇聯的矛盾，利用對蘇關係這張王牌來刺激和對付西方，加強對英、美、法等協約國和日本的抗衡力量。況且中國在經濟、軍事上都需要蘇聯。
這次的中蘇簽定的和平條約就讓東方西方都感受到這種“平衡”的製約，其後他更把條約的這種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間圓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協約國和蘇聯的矛盾盡可能地獲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多作用。中國既與北方結盟，又與西方結盟——雙方都需要它。張漢卿的“在雙方之間保持平衡”政策的實施不僅使兩國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關係，客觀上也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的獨立性，並從而使在華的帝國主義對華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樣嚴苛，中國進入了一個各方都“小心翼翼嗬護”的時期，得到了難得的發展時間，進而維護了亞洲的和平和穩定。有簽於此，在《中華民國史----少帥執政前十年之戰略研究》在評價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戰略家和外交家時，張漢卿當之無愧地排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