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被迫鬆口帶來的是中國於經濟上的豐收，張作霖“東北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在關稅政策上實行的重大措施便是關稅自主，在國家基本統一後同樣如此。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由於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中國海關成為帝國主義侵華工具，因此，收回關稅自主權成為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鬥爭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顧維鈞在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總委員會上提出關稅自主案。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實提案。此案提出中國有自行規定及區分本國稅率的完全自由。議案一經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國反對，尤以日、英兩國為最。1922年1月3日美國代表恩德伍提出數種辦法，最後通過方案：有關各國立即派員在上海召開修正稅則會議，切實執行值百抽五，滿4年後得一修正，此後每7年修正一次。顧維鈞提出保留案聲明：“將來遇適當機會，再求考慮自主權問題。”後大會據此決議製定《中國關稅條約》，並於1922年2月6日正式簽字。
正史上1925年“五卅運動”後，北京政府秉著“哀兵必勝”的心態和英美等十二國在北京召開關稅特別會議，宣告關稅自主，並公布國定《進口稅暫行條例》。到 6月時，國民政府發表“改訂新約”的對外宣言，關稅自主為其兩項主要內容之一。同年7月，國民政府與美國首先簽訂了《中美關稅條約》。隨後，又先後同挪威、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葡萄牙、荷蘭、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等國締結了“友好通商條約”或新的“關稅條約”。國民政府把關稅會議時各國承認的七級稅則公布為國定稅則，並聲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實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終於同意了《中日關稅協議》。國民政府經過這些“改訂新約”的措施，在關稅自主權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這隻是帝國主義所作的某些讓步，海關行政管理權仍掌握在外國人手裏，中國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製定稅率。盡管這樣，國民政府的關稅自主措施，增加了國家關稅的收入，並有利於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完全意義上的中國真正獲得關稅自主權，要追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張漢卿不會容忍中國忍受這麼長時間的經濟壓迫。政治上的欺淩因為力有不逮、不得已韜光養晦倒也罷了，經濟上可不能再這麼忍，因為這是決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標杆。
以張漢卿為代表的中國人民黨和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都在黨章裏明確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求關稅自主的主張。但是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到嘴的肥肉的，在國家實力還不濟的當前，貿然地提出要求雖然能夠博得民眾的拳拳愛國之心，但對於國家的戰略發展而言，卻弊大於利：升級的衝突，有機會導致中國對英日的全麵開戰，這風險，雖然張漢卿了解國際大局的趨勢，卻不能預料英日的反應極限，因為這件事本身在曆史上沒有出現得這麼早。
關稅收入是政府財政的主體，也是張作霖政府賴以發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為處理“五卅慘案”和租界回收問題鬥智鬥勇之際，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張漢卿要求下，關稅特別會議在北京召開。
本來在關稅特別會議召開之前，英日兩國對中國關稅問題已經形成比較明確的政策，相比較，在某種程度上，英國對中國做出了一定讓步。這是因為，被美國一手主導下解散了英日聯盟後，使英國在亞洲特別在中國缺少有力的盟友。本來英國以為憑著和日本舊有的關係，聯合應對由於“五卅運動”造成的來自中國的壓力。但是日本“反應敏捷”，在中國人民群情激昂的當口非常低調地從對華主動進攻轉變為積極影響，從而躲在英國背後，使得事件從一開始英國便獨自陷於浪尖風口。為了緩和對華關係，在中國提出的關稅問題上不得已做了些讓步。
關稅特別會議召開期間，英日不僅對中國的提議百般阻撓，而且它們之間矛盾重重，並因此展開激烈爭鬥。如果不出意外，這將是一場漫長的角力過程，導致會議沒有達成決議，無果而終。
但是張漢卿決心冒險一賭。“五卅慘案”順利結案後，借著這股哀兵之氣，張漢卿在國會發表著名的《關稅自主要求》，揭開了中國在海關上的自主權的序幕，他的報告深刻表達了中華民國政府對關稅的認識和自主要求，也首次明確直指那些千方百計妨礙、打壓中國崛起的英美列強為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