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鏡頭把這個動作又回放了一遍，她道：“咋又跌了一下？”
球進了網，她說：“多不容易。”
慢鏡頭回放，她又道：“你看看，說進就又進了一個。”
我們大笑，對她解釋說這是慢鏡頭回放，是為了讓觀眾看得更清楚些。
“哦，不算數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這我哪兒懂。”
剛才進球的過程換了個角度又放了一遍慢鏡頭。
“看看，又進了。又進了。”她說。聽我們一片靜默，她忐忑起來，“這個算數不算數？”
住了一段時間，她越來越多地被摻和到兩個哥哥各自的夫妻矛盾中。——真是奇怪，我婚後的生活倒很太平。這讓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安分的毒，這毒的總量是恒定的，不過是發作的時機不同而已。這事不發那事發，此處不發彼處發，遲不發早發，早不發遲發，早早遲遲總要發作出來才好。我是早發作的，發過就安分了。哥哥們和姐姐卻都跟我恰恰相反。一向乖巧聽話的姐姐在出嫁後著了魔似的非要生個男孩，為此東躲西藏狼狽不堪，懷了一個又一個，流產了一次又一次，現在已經有了兩個女孩，那個兒子的理想還沒有實現。大哥仕途順利，已經由副職提成了正職，重權在握，趨奉者眾，於是整天笙歌豔舞，夜不歸宿，嫂子常常為此猜疑，和他慪氣。二哥自從財經學院畢業之後，在縣城一家銀行當了小職員，整天數錢的他顯然為這些並不屬於自己的錢而深感焦慮，於是他整天謀算的就是怎麼掙錢。他謀算錢的方式就兩種，一是炒股，二是打麻將。白天他在工作之餘慌著看股市大盤，一下班就忙著湊三缺一，和二嫂連句正經話都懶得說，二嫂為此也是怨聲載道。
沒有父母，奶奶就是家長。她在哪家住，哪家嫂子就向她嘮叨，然後期望她能夠發發威，改改孫子們的毛病。她也說過哥哥們幾次，自然全不頂用，於是她就隻有自嘲：“可別說我是佘太君了，我就是根五黃六月的麥茬，是個等著翻進土裏的老根子。”
我每去看她，她就會悄悄地對我講：這個媳婦說了什麼，那個媳婦臉色怎樣。她的心是明白的，眼睛也是亮的。但我知道不能附和她。於是一向都是批評她：“怎麼想那麼多？哪有那麼多的事？”
“哼，我什麼都知道。”她很不服氣，“我又沒瞎，你怎麼叫我假裝看不見？”
“你知道那麼多有什麼用？你懂不懂人有時候應該糊塗？”終於，有一次，我對她說。
“我懂，二妞。”她黯然道，“可世上的事就是這樣，想糊塗的人糊塗不了，想聰明的人難得聰明。”
“這麼說，我奶奶是糊塗不了的聰明人了？”我逗她。她撲哧一聲笑了。
最後一次孕前檢查，醫生告訴我是個男孩。婆家弟兄三個裏，董排行最小。前兩個哥哥膝下都是女孩。
“這回你公公總算見到下輩人了。”奶奶很有些得意地說。
兒子滿月那天，她和姐姐哥嫂們一起過來看我，薄棉襖外麵罩著那件帶花的深紅色對襟毛衣。我剛上班那年花四十元給她買的這件毛衣，幾乎已經成了她最重要的禮服。她給了兒子一個紅包。
“放好。錢多。”她悄悄說。
等她走後，我把這個紅包拿了出來，發現除了一張一百元，還有一張十元。——那一百元一定是哥哥們給她的，那十元一定是她自己的私房。
我握著那張皺巴巴的十元錢，終於落了淚。
11
兒子一歲的時候，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被聘為北京一家旅遊雜誌駐河南記者站的記者。雜誌社要求記者站設在鄭州，那就必須在鄭州租房子。我把這點意思透露給奶奶，她歎了口氣，“又跑那麼遠哪。”
和董商量了一下，我決定依然留在縣城，陪她。董在鄭州的租住地就當成我的記者站處所，他幫我另設了一個信箱，替我打理在鄭州的一切事務。如果需要我出麵，我就去跑幾天再回來。
工作進展得很順利。因為打著旅遊的牌子，可以免費到各個景區走走，以采訪為借口遊玩一番。最一般的業績每月也能賣出幾個頁碼，運氣好的時候甚至可以拉到整期專刊的版麵。日子很是過得去，很對我的胃口。閑時還能去照顧照顧奶奶，好得不能再好了。
仿佛是為了應合我留下來的決定，不久，她就病了，手顫顫巍巍的，拿不起筷子，係不住衣扣。把她送到醫院做了CT，診斷結果是腦部生了一個很大的瘤，雖然是良性的，卻連著一個大血管，還壓迫著諸多神經，如果不做手術切除，她很快就會不行。然而若要做，肯定又切不幹淨。我們兄弟姊妹四個開了幾次會，商量到底做不做手術——她已經七十九歲，做開顱手術已經很冒險。總之，不做肯定是沒命。做了呢，很可能是送命。
我們去征求她的意見。
“我的意思，還是回家吧。”她說，“我不想到了了還光頭拔腦，破葫蘆開瓢的，多不好。到地底下都沒法子見人。”
“你光想著去地底下見人，就沒想著在地麵上多見見我們？”我笑。
“我不是怕既保不了全屍又白費你們的錢麼？你們的錢都不是好掙的。”
“我們四個供你一個，也還供得起。”大哥說。
“那，”她猶豫著，“你們看著辦吧。”
兩周的調養之後，她做了開顱手術，手術前，她果然被剃了光頭。她自言自語道：“唉，誰剃頭，誰涼快。”
“奶奶。”我喊她。
“哦。”
“你知不知道現在很多女明星都剃了光頭？你趕了個潮流呢。”
“我不懂趕啥潮流。”她笑，“我知道這是趕命呢。”
被剃頭時她閉著眼躺著的樣子，非常乖，非常弱。像個孩子。
瘤子被最大限度地取了出來。手術結束後，醫生說，理論上講，瘤根兒複發的速度很慢，隻要她的情緒不受什麼大的刺激，再活十年都沒有問題。她的心髒狀況非常好，相當於二三十歲年輕人的心髒。
我們輪流在醫院照顧她。大哥的朋友，二哥的朋友，我的朋友，姐姐的親戚，都來探望，她的病房裏總是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大約從來沒有以自己為中心這麼熱鬧過，一次，她悄悄地對我說：“生病也是福。沒想到。”
總共兩個月的術後恢複期。到後一個月，哥哥們忙，就很少去醫院了。嫂子們自然也就不見了蹤影，醫院裏值班最多的就是我和姐姐。姐姐的兒子剛剛半歲，三個孩子，比不上我閑，於是我就成了老陪護。
“二妞，”她常常會感歎，“沒想到借上你的力了。”
“什麼沒想到，你早就打算好了。當初不讓大哥調我去縣裏，想把我拴在腳邊的，不是你是誰？”我翻著眼看她，“這下子你可遂了心了。”
“死牙臭嘴！”她罵，“這時候還拿話來慪我。”
漸漸的，她能下床了。我就扶她到院子裏走走，說些小話。有一次，我問她：“你有沒有？”
“有啥？”
“你知道。”
“我知道？”她迷惑，“我知道個啥？”
“那一年，我們吵架。你說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我胡說呢。”她的臉紅了，“沒有。”
“別哄我。我可是個狐狸精。”
“還不是你爺爺。”她的臉愈發紅了。這說謊的紅看起來可愛極了。
“我不信。”我拖長了聲音，“你要再不說實話，我可不伺候你了。”
她沉默著，盯著腳下的草。很久，才說：“是個在咱家吃過派飯的幹部，姓毛……”
“毛幹部。”
“別喊。”她的臉紅成了一塊布，仿佛那個毛幹部就站在了眼前。然後她站了起來，“唉，該吃飯了。”她拍拍肚子，“餓了。”
她是在夜晚關燈之後，接著講的。
那是在1956年底，縣裏在各鄉籌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派了許多工作組下來。村裏人誰都想要工作組到自己家裏吃派飯，一是工作組的人都是上頭下來的，多少有些麵子。自家要是碰到了什麼事，好跟他張口。二是工作組的人在哪家吃飯都不白吃，一天要交一斤糧票：早上三兩，中午四兩，晚上三兩。還有四毛錢：早上一毛錢，中午和晚上各一毛五。這些錢糧工作組的人是吃不完的，供派飯的人家就可以把餘額落了，賺些小利。
她原來沒想去爭，隻等著輪。“可等來等去發現輪到的總是你小改奶奶那幾個強勢的人家。我心裏就憋屈了。”她說。那天，她在門口，看見村長領著一個戴眼鏡的人往村委會走，就知道又要派飯了。她就跟了去，小改已經等在那裏了。一見她來，劈頭就說：你一個寡婦家，還是別攬這差事吧。
“我一聽就惱了。我就說：‘我一個寡婦家怎麼啦？我為啥當的寡婦？我男人是烈士，為革命掉的腦袋！我是烈屬！為革命當的寡婦！我行得正，走得端，不怕是非！我就要這派飯！我能完成任務！’”
話到這份兒上，他們也隻好把這派飯給了她。派飯期是兩個月，吃住都在一起。
“有白麵讓他吃白麵，有雜麵讓他吃雜麵。我盡量做得可口些。過三天他就給我交一回賬。怕我推辭，他就把糧票和錢壓在碗底兒。他也是迂，我咋會不要呢？……開始話也不多，後來我給他漿洗衣裳，他也給我說些家常，慢慢地，心就稠了……”
再後來，縣裏建了耐火材料廠，捆耐火鋼磚的時候需要用稻草繩，正好我們村那一年種了稻，上頭讓村民們搓稻草繩支援耐火廠，每家每天得交二十斤。那些人口多的家戶，搓二十斤鬆鬆的，奶奶手邊兒沒人，交這二十斤就很艱難。
“到了黃昏，他在村裏辦完了事，就替我把稻草領回來，先洇上水，洇上水草就潤了，有韌勁了，不糙了，好搓。吃罷了飯，他就過來幫我搓草繩。到底是男人的手，搓得有勁兒，搓得快……”
“搓著搓著，你們倆就搓成了一根繩？”
“死丫頭！”她笑起來。
我問她有沒有人發現他們的事，她說有。那時候家家都不裝大門，聽窗很容易。發現他們秘密的人，就是小改。她記掛著沒搶到派飯的仇，就到村幹部那裏告了他們的黑狀。他們自然是異口同聲地否認。
“他不慌不忙地對大家夥兒說：‘你們聽我姓毛的一句話，這事絕對沒有！’你小改奶奶說：‘你姓毛的有啥了不起！’說沒有就沒有？你就不會犯錯誤？這可讓他逮住了把柄，他紅頭漲臉地嚷：你說姓毛的有啥了不起？毛主席還姓毛呢！你說毛主席有啥了不起？你說毛主席也會犯錯誤？我看你就是個現行反革命！一句話把你小改奶奶嚇得差點兒跪下，再也不敢提這茬了。”她輕輕地笑出來，“看他文縐縐的，沒想到還會以蠻耍蠻。也對。有時候，人不蠻也得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