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遠行》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特征是，它不是一味地沿襲啟蒙主題，國民性批判主題，或流於膚淺的謳歌和頌揚的主題，而是立足本土，努力發現傳統和新生的精神因素（正麵的，負麵的，地域的），用現代之光加以觀照，力求取得新的深度，敞現新的鄉土之魂。
父親淩維森的形象兀然而立，與我們熟悉的老式農民拉開了距離。他固然也刻苦耐勞，也忍辱負重，但他同時表現著恒毅自立，淡泊孤高，眼光遠大的一麵，不是常見的知足常樂的那種。他獨立自強，銳身自任，在危難之際，敢於擔當責任。在條件不允許時，寧可順自然，尊天意，表現出強韌自守的性格。比如他的回歸草嶺養牛，既是避世，又是進取。又比如他的二子剛死，許多鄉人鳴不平，大呼隆到鄉裏吵鬧，吃喝，有的借機滋事，他不為所惑不為所動，堅決而從容地退出，回到靜穆。作者雖未明言，但顯然認為，作為一個受到過民主自由之風吹拂的、有一定知識文化的南方農民，父親淩維森身上，已有現代因子，有現代的自由、自主、自尊和理性的意識。這種現代意識或現代精神，經過數十年鄉土生活的交融磨合，已在心中紮根，更在現實中悄然放大。這已成了他含鈣生活的精神底色。他是鄉間一株綠色的精神之樹。
作者顯然也不認為中國鄉土的現代意識的覺醒，隻是近幾十年的事，而是把上限推到上世紀初，甚至更早的時候。小說有一個情節頗值得注意：淩維森在縣城讀中學時因一次重病被西醫梁明淵所救，兩人從此結下忘年之交。梁明淵是位留學生，回來開了一家私人診所，以醫立世，疏離政治，其個性、習性和價值取向，深深地烙上西方文明的印跡。在落後閉塞、小農意識無所不在的老鴉坳，被人視為異類。老梁“憑著西醫技術獨來獨往。他目空一切，隻尊技術，穿著獨特，我行我素，不加入任何圈子，不靠圈子壯聲勢。在縣城左右不討好。”淩維森對老梁說：“在鄉下你寸步難行。”老梁回答：“關鍵是你想成為什麼人。人為自己活著，我搞過解剖。身體剖開，除了內髒、骨肉、筋血，沒有另外的負擔呀，中國人活得太累，自己給自己添繩束。解剖能治病，我就信技術。”顯然，留過洋的梁醫生並不懂得鄉村和國情。梁醫生後來遭人暗殺，淩維森未能保護得住，但心靈上的震撼是長久的。梁的精神植根於淩的心中，潛在地影響了淩的一生，如淩輟學回到山鄉就自己把握自己，拒絕當族長，正顯現他心誌性格的與眾不同。
小說賦予淩維森的動作並不很多，言語也不多，卻很見力度。他是村人的主心骨，因“觀音衝事件”——農民盜伐林木案而蒙冤受屈，坐牢一年，但他從不叫屈，沉默深思，“把一切都背起來”。晚年的淩維森承包了萬畝草嶺，大規模養牛，實則在尋求人與自然和諧的境界，由此實現自我超越。他是鄉間一個沉默的存在。他既顯現鄉間一種生命景觀，又是中國現代鄉土的一個象征。中國鄉土的精神構成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遍翻現當代中國文學中的老式農民，獨不見淩維森這樣的麵影。從作品的藝術層麵生活層麵到思想精神層麵，都能感覺到一個近於無聲但沉甸甸的存在。應該說，淩維森的人格精神是一個新的發現，一個陌生的但富有鈣質的現代鄉土魂。
由此我又想到如何理解“現代性”的問題。近年來有兩種偏向，一種是把現代性虛玄化、另類化，懸置起來，等同於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斷言中國從來沒有現代性，隻配有近代性；另一種偏向是把現代性視為無所不包的籮筐，回避以至抹殺意識形態矛盾，把一切混融在現代性中，代替對具體問題的深入分析。事實上，現代性並不那麼虛玄莫測，它的發生肯定與西方啟蒙運動有關，它的主導內涵應是理性精神、科學精神、批判精神，它與宗法文化、專製主義、封建主義尖銳地對立著，它的內涵也隨時代發展而發展著、變異著。作為從西方移植的概念，它必然要經曆一個中國化的過程。質而言之，具有現代性的中國文學，也就是用現代文學語言和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的文學。由於“現代性”這一視角，我們的文學有可能獲得一種新的整體性，發掘和表現出一些過去被遮蔽、被歪曲甚至被批判的東西，其中就有鑄造現代民族靈魂寶貴的精神資源。李伯勇平時博覽群書，善於獨立思考，這使他擁有一種更為寬闊的目光。我們可以指出他的人物還不那麼血肉豐盈，鮮活靈動，卻不能不承認他有自己在思想上的獨特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