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地說，那天晚上我並沒有睡好，一度也胡思亂想過。
夜裏，我想小解，但沒有起床。我不敢一個人到外邊的廁所去，又不好意思在屋裏的便盆裏小解。現在想一想，那真是一種虛偽。人，不應當太虛偽。
不知過了多久，宿舍裏就隻剩下四個人均勻的呼吸聲，在窗外狂風的伴奏下，此起彼伏……
那一晚，就這樣安靜地過去了。
那時，幾個人真的很純潔，根本就沒想過會發生什麼事。
第二天，太陽起床的時候，我們就起了床。
沒過多久，我們兩個男知青和兩個女知青同在一間房子裏過了一夜的事情就傳開了，各種添油加醋的議論，漸漸被傳得沸反盈天起來。那些議論越傳越離譜，很多人都認為那晚一定發生了見不得人的事，不但把我和小H弄得渾身是嘴也說不清，那兩個女知青更是在各種風言風語中吃盡了苦頭。
從此，我每當在知青點遇見她倆，都會帶著尷尬的神色，一低頭匆匆而過。而她倆也在知青點的各種活動和工作中，刻意地避開我。在那個人際關係已經被扭曲了的時代，四個純潔的青年就這樣無辜地被眾人的口水打上了恥辱的烙印，而在那還是冰雪一樣純潔的心靈裏，也就這樣留下了永遠都揮之不去的陰影。
一席之地
人的一生要經曆的事件很多，但真正能讓人刻骨銘心的隻有兩種：大喜和大災。大凡新三屆的人，對1976年的地震災害，都不會忘記。
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我們第一次知道了人世間還有如此殘酷的災難。因為我們所處的不是信息時代，而且有些信息被嚴密封鎖，老百姓很難知道。唐山地震過後，很多地方都緊張起來，到處是抗震防震的宣傳標語，到處在搭建抗震防震棚。若千年後，我在和一些朋友談起此事時才知道，那幾年，幾乎是全國上下、男女老幼都投入到了抗震防震的人民戰爭之中。
我們插隊的果園，也搭建了很多防震棚。當時，上級下發了許多許多關於抗震防震的宣傳品，其中有關於如何抗震防震的，也有如何搭建防震棚的。知青點的宿舍是一排排平房，在每排房子之間，搭建起了臨時性防震棚。防震棚用木材做構架，用麥秸和幹草做封頂，這樣如遇地震，棚子倒塌，也不至於奪去棚子裏人的生命。按宿舍劃分，每個防震棚裏住四五個人。防震棚裏沒有放床，鋪上厚厚一層稻草，然後放上席子，就像農村的大車店。
當時正值夏季，晚上的氣溫也很高，防震棚裏既潮濕又悶熱，蚊子也多，我們第一天晚上住進去，就感到很不舒服，睡也睡不踏實。於是，我們就爬起來，可又不敢回到屋裏去，就搬了個凳子，拿著扇子，端著茶杯，到宿舍旁邊的一片空地裏坐著聊天。聊到實在支撐不下去，兩個眼皮打架的時候，才回到防震柵棚，倒下不久就進入了夢鄉。
不過，第二天就聽說，果園的女知青幾乎沒有人到防震棚裏過夜。我們這些男知青感到奇怪：難道她們不怕死？
我向兩個平時處得小錯的女知青提出了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淡淡一笑回答說：“宿舍的門開著，聽到動靜就向外跑，和在防震棚裏差不多少。”
當年在這一排排房子前後擠滿了知青們建的防震棚。
另一個回答的更幹脆：“人的命天注定！該你死的時候，喝口涼水都能嗆死。你就是住防震棚裏，房子倒塌了也能砸著。”
聽這兩個人的回答，我不以為然。
有一陣子，地震鬧騰越來越厲害。城市裏沒有地方搭建防震棚，有不少人幹脆睡在馬路邊。夜裏汽車過時，曾出現軋死人的情況。徐州南關有一家幾口，睡在馬路邊，被一輛農村進城的拖拉機當場軋死。還有的住在樓房裏的居民，夜裏聽到一點動靜，以為是地震來了，慌忙之中，從陽台向下跳，摔死在大街上……從城裏休假回來的知青向我們描述這一慘禍時，在場的人無不毛骨悚然，也無不淚沾衣襟。
那時，關於地震的信息也不斷傳來，有官方的信息，也有民間的信息。官方的信息可靠性大，但相對來說不明確，比如“近幾天內”、“某某周邊地區”，時間不準確，範圍太寬泛。若幹年後，我曾就此事問過一位搞地震工作的朋友。他解釋說，那時間有些地方官員一怕地震造成人員傷亡，承擔責任；二怕本地發生地震，造成人財物損失，加重負擔，所以連幾百裏甚至於幾千裏之外監測到的地震消息，也要向本地發個通知，反正發個通知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價。而民間信息又是針對官方信息說的，當時有一種說法，地方領導怕亂，故意隱瞞地震消息，因此民間的信息漫天飛。
我記得有一天下午，一位從城裏回來的知青悄悄告訴我說：今天晚上徐州地區有五級以上地震。我問他消息是不是可靠，他拍著胸脯發誓，說消息來源絕對可靠。我說既然可靠為什麼上邊沒通知。他說你這就不懂了，上邊不讓通知。現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抓革命促生產重要，要是人心亂了，生產停了，國家還不癱瘓了！
我聽他說的也有道理，但心裏不踏實，於是，就假裝有事，到領導辦公和駐地轉了轉，領導們正在開會，沒有任何防震的跡象。那天晚上，徐州地區也的確沒有發生地震。
那段時間，真正是神精高度緊張階段。一聽說夜間可能發生地震，請同誌們做好防震準備，人們的神情緊張起來，下了班電不敢進屋，好像地震隨時都會不約而至。一種悲觀主義的情緒也在漫延。我們這些新三屆知青，出生任20世紀50年代後期生活貧困的時代，用後來有人總結的話說：“出生就挨餓，上學就停課，上上下鄉日子還難過……”地震一旦發生，人人的生命都隨時有危險。活了二十年，吃的苦多，受的罪多，太不值得。於是，有的人拚命喝酒，醉生夢死；有的人從來沒抽過好煙，也把積蓄拿出來，買好煙抽；還有的結夥偷當地職工或者附近村子裏農民的雞、狗吃；有的男女知青開始戀愛，開始同居……
大概過了一兩個月，地震也沒有出現，住在防震棚的男知青開始搬回宿舍睡覺。但是，對於地震的戒備絲毫沒有鬆懈。晚上睡覺時，宿舍的門不敢關，隨時準備向外跑；為了能得到事前預報，有的在桌子上放隻酒瓶，有的在床頭前放隻碗，還有的宿舍裏幾個人分時間段值班，總之，那個時候，能想到的辦法都想到了。
我同宿舍的小韓，想了一個辦法，把鋪蓋放在床下，人在床下睡覺。那時，宣傳防震知識中有這樣一條，就是人在無法逃離室內時，可以鑽到床下、桌子下。他一帶頭，有些人跟著響應。我們本來人人都是一張單人床，床下的空間相比床上的空間狹窄得多，而且床下直不起身子，抬一抬頭都可能碰傷頭皮，那真正是一種委屈，一種痛苦。我晚上喜歡看書，偶爾寫點東西，隻好爬到床下寫。床下的一席之地，成了我們的特殊防震棚，也成了我的特殊寫作室。
相對男知青宿舍裏形形色色、驚慌失措的百態，女知青宿舍顯得十分平靜，一如既往。屋子裏每天幹幹淨淨，秩序井然，飄蕩著青春的清香。每到晚上，女知青宿舍裏歌聲、笑聲依然清脆悅耳。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女知青們精神飽滿，情緒昂揚……
那之後，我曾不止一次和朋友說起：在很多場合，女人比男人表現得更勇敢、更堅強，最起碼蘇北的女人是這樣。
有一個夜晚
每一個從20世紀70年代走過的中國人，對那個年代發生的事情都不會輕易地忘記，尤其是那些在心靈中打下烙印的重大事件。
1976年1月8日，一代偉人周恩來總理去世，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大事。盡管聽到這個消息，每個人的反應不盡相同：有的悲痛欲絕，有的頓首歎惋，有的愕然失神，也有的憂心忡忡……無論每個人內心的感情如何，但在那樣一個背景之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周總理的去世牽扯到了每一個人的神經。當然，我們知青點的這群年輕人在聽到消息之後，也同樣經曆了一個交織著各種複雜心情的不眠之夜，而那一晚的種種情景，已經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記憶裏……
那年元旦過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就開始了。同曆次運動來臨一樣，之前要層層舉辦學習班。我們果園所在地是銅山縣張集公社。公社通知派一個代表參加學習班。果園領導派了我。學習班的地址在孟莊聯中，離我們所在的果園大約十幾裏路。按照學習班的規定，參加學習的要在班上吃住，而且不準請假。所以，我們都住在孟莊聯中。
1月8日淩晨，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被叫起來出操。近百人操場這時，學校的廣播大喇叭響了。一開始傳出的是低沉、淒涼的哀樂聲。這在過去很少見。我一下子就感覺到，跑步隊伍的腳步漸漸的緩了下來。當播音員說出“周恩來”這三個字時，整個隊伍一下子停下了腳步，剛才還一片嘈雜的聲音，就像被突然其來的大風刮得無影無蹤，學習上空的空氣凝固了。我當時的感覺是十分震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周總理真的就這樣去世了。操場上人們不約而同地仰望著那隻大喇叭，仿佛隻有這樣望著它，才能把消息聽得更清楚些……或者隻有看見它確確實實時掛在那裏，才能幫助自己確定，它所播送的一切全部都是真的。隨著播音員的播送，有的人在不停地用手背抹著眼睛，有的人幹脆讓閃亮的淚光在寒風中無聲地流淌，有的女同誌哭出了聲，有幾個50開外的村幹部，哭得直不起腰，還有一位從村基層成長起來的公社幹部抱著一棵樹在哭……此情此景，還有那麼空曠的天空回蕩的哀樂，不禁讓人備覺悲涼。
吃早飯的時候，盡管學習班的領導再三動員大家要“化悲痛為力量”，臨時搭建的大棚食堂裏，還是少了很多人，大多是一幹部。我在學習班裏，每天吃飯時，都和一位“老三屆”的知青在一起。他是搞攝影的，我們曾一起參加過公社和縣裏的文藝創作活動，比較熟悉。也許是因為大家都是知青的緣故，所以我們很談得來。記得那天的早飯我們幾乎都沒怎麼吃，一直在議論周總理去世的事。周總理的去世一方麵讓我們感到很傷心，而同時又讓我們感到很擔心，不知道沒有了周總理國家會變成什麼樣。他最後歎了口氣說：“這樣好的總理就這麼早走了。他實在是因為太操勞了。”
“周總理走了，誰接總理呢？”旁邊也有人在議論。
不過，沒有人回答。
那天的學習班，大多數人沒有了積極性。人坐在課堂上心思卻早就飛走了。我那一整天什麼都幹不下去，隻是一直在想著要把這個消息告訴給一起下鄉的知青朋友。因為我們那個知青點的廣播有時不好用，我怕知青點的“插友”們都還沒有聽到這個消息。於是，我晚飯隻匆匆扒了幾口，就急忙忙地往回趕了。
從辦學習班的公社到我下鄉的果園，一共有十幾裏的路程，我平時都要走兩個小時，但是那天我卻走得比往日快得多。一路上，我邊走邊反複在想，我的那些“插友”們究竟有沒有聽到這個消息？他們此時此刻會在做什麼？他們對周恩來總理的去世會不會關心？知青點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在路上遠遠地望見了知青點的第一排房子，房子裏都亮著燈，但聽不見任何聲音。我的宿舍在最後一排，看到知青點一點動靜都沒有，我更加急切地想回宿舍去看個究竟了。當我推開宿舍門的一刹那，發現房子裏煙霧彌漫，一時間幾乎什麼也看不清。過了一會兒，我的眼睛適應了，才發現屋裏竟然挨挨擠擠坐了十幾個人，有的在低著頭大口大口地抽煙，有的平時不抽煙、對別人抽煙也很反感的人，現在也悶聲不響抽起了煙。有的正與人高聲爭論，聲調忽高忽低，甚至已經有人開始罵娘，“噌”地站起來又被旁邊的人按回去。也有的是平常有些恩怨、互相不來往的，這時也坐在了一起。
原來大家都已經聽到了消息，都在議論周總理的去世，而人聲鼎沸的焦點是：這個時候沒有了周總理，接下來誰會當總理，國家的前途該怎麼辦，民族的命運該何去何從……
看到我回來了，大家一下子呼啦啦地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詢問公社裏的情況，打聽還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打聽上級有沒有什麼指示和決定。可是我和大家都一樣，一點廣播以外的消息都沒有，所有其他的事情都隻能是猜。我們紛紛猜測到底誰會致悼詞，治喪委員會的主任會不會鐵定是華國鋒，追悼會能允許多少人人場，張春橋一夥接下來會有什麼動作，這個關鍵時刻如果鄧小平被批會把局勢引向哪裏……我們就這樣整個晚上都在討論著、擔憂著。
看著悲痛萬分卻又群情激憤的大家，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們個人的命運無論何時都是同國家相連在一起的。每個人帶著各自不同的境遇，平時怨爹怨娘怨社會的也好，平時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也好，但到了關鍵的時刻，我們每個人都會自發地體現出一種如此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盡管這種責任感在殘酷的現實麵前顯得是那樣的無奈。
那天大家一直討論到很晚，直到有一個說：“睡覺吧，誰當總理也不讓咱們回城。”
這時，一個人站起氣憤地說：“你小不關心國家大事。對得起剛剛去世的周總理嗎？”
那人反駁說“我關心國家大事，可國家關心我們嗎？”
我們聽了都默然，在場的每一個無不感到痛苦。並不是覺悟不高，我們的內心深處仍然熱愛著這個國家，無論在什麼樣的境遇裏，我們的心仍然是同國家與民族緊緊相連的。但是這一句無比現頭的話，卻又說到了大家的心裏，說出了大家不敢說的話。確實，我們這一代人受得苦難太多，前途又是那麼的渺茫，對那個時代自然有看法，有怨氣。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一幕，也許才能夠真正說明人們的心情。
位於江蘇淮安周恩來紀念館門前的周恩來塑像。
我那天晚上曾在中途出來了一下，夜風瑟瑟中，我一抬頭，突然看到，外麵的院子裏不知什麼時候，也不知是誰已經掛起了挽幛，那挽幛在黑暗的夜色中顯得是那麼的醒目。第二天，沒有任何人發動，但是大家不約而同的戴起了黑紗、白花……
摻雜了悲痛與默然也好，交織了爭吵與怨憤也好，不管怎麼說，那個夜晚，已經永遠地記在了我的記憶裏。
周總理遺言
1976年的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了。噩耗傳出，全國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應該說，曆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人的去世，能帶來如此多的發自內心的失聲痛哭與悲鳴歎惋，從十裏長街送總理，到紀念碑前送花圈，沒有組織、沒有串聯，成千上萬互不相識的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推向一個個高潮。因為住全國人民的心目中，周總理就是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裏，仍然頑強閃亮的一支燭光，讓人們在黑暗的窒息中看到一絲光明的希望。
然而如今，這支鞠躬盡瘁的蠟燭為共和國流幹了最後一滴淚，永遠地離開了愛戴著他的人民。跳梁小醜們還在上演著一幕幕的鬧劇，善良正直的人們還在為真理而苦苦掙紮……曆經十年動亂的土地上，風雨驟狂，山河欲崩。
幾個月後，正當“四人幫”大肆防民於口，人們對總理的哀思無處可寄的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方傳出了周總理的遺言，據說是寫給毛主席的。
那是像平常一樣普通的一天，我剛從果園勞動回來，正琢磨著怎麼安排午後的閑暇。是繼續把那本《林海雪原》看完呢？還是把最近的一些感想整理一下再寫幾篇文章出來呢？我這樣一邊想著，一邊收拾著堆在桌子上的書和隻剩下茶葉渣的茶缸。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術以來，病情有短期穩定。從下半年開始，癌症已廣泛擴散，雖然自覺尚好，但離去見馬克思的日子確實不太遠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彙報一下近來的一些想法。
小平同誌一年來幾方麵工作都很好，特別是關於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證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誌，多承擔責任。今後小平同誌壓力更大，但隻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的。
在此彌留之際，回憶先烈的遺言，對照我們人民的生活條件，我為自己未能多做一點工作而感到內疚。但是展望文化大革命後，我國人民沿著毛主席革命路線前進的宏偉前程，展望本世紀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壯麗前景，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死對於共產黨員來說算不了什麼，因為我們把生命交給了人民的事業，而人民的事業是永存的。惟一遺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誌們一起前進，加倍工作，為人民服務了。同誌們，一定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關於我的後事，我向中央請求：一、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二、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小平同誌致悼詞。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別了，同誌們！
共產主義萬歲！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看完遺言，我心裏更加激動了，一方麵為周總理臨終前受到的迫害感到心酸，另一方麵卻被遺言裏那飽含深情的話語，感動得淚流滿麵。尤其是最後那句：“永別了，同誌們！共產主義萬歲！”，讓我始終噙在眼眶裏的淚水，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心裏就像被抽空了一樣難受，與此同時，腦海裏卻在暗暗下著決心：一定不能辜負了周總理的希望！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是否真的就是周總理的遺言。但是，讀著這份遺言，我們的眼前就仿佛浮現出了病榻上麵容憔悴的周總理，耳邊就仿佛響起了周總理那略帶蘇北口音的親切聲音。遺言裏對小平同誌的肯定，對實現“四化”美好未來的展望，對同誌們的諄諄囑咐，對自己身後事的請求……彌留之際的周總理仍然念念不忘他所熱愛的人民。退一步想，即使周總理沒有留下遺言，那麼這些話也一定是他老人家想要對我們說的！
那天，我和老潘拿著遺言，讀了一遍又一遍，很難說我們是根據裏麵的內容、裏麵的語氣，來斷定它是真的，還是我們被裏麵流露出的對祖國與人民的熱愛所感動，抑或這份遺言說出了我們盼望已久的心聲，使我們熱切地渴望它就是真的！但無論如何，在那個時代裏，在那種情況下，一句充滿無限遺憾的“永別了，同誌們！共產主義萬歲！”怎能不讓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年人為之熱血沸騰呢？
從老潘家裏出來，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要把這件激動人心的事情，告訴給同樣懷念周總理的室友們。想到這裏，我不自覺地加快了腳步，一心隻想快點回去，好立刻把這個讓人激動的消息告訴他們。就這樣，我一路上腳不沾地的回到了宿舍。
一進門，我就掩飾不住激動的心情，忙把同伴們招呼到了一起，氣喘籲籲地說：“我看到周總理的遺言了！”
“啊？”他們幾個人聽了，不禁麵麵相覷，旋即又七嘴八舌地問起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於是就把來龍去脈告訴了他們，還把遺言的內容講了一些。聽我講完，他們也很激動，紛紛說要牢記總理的囑托，要繼承總理的遺誌，讓我無論如何一定要抄一份。
當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趟老潘的家裏。我對老潘說：“這份遺言太重要了，我也想抄一份珍藏起來。”
誰知老潘卻搖搖頭不肯讓我抄：“我剛剛聽說，上邊已經傳出風來了，要追查總理遺言，說是假的。”
我聽了很著急，忙說：“既然當初想隱瞞，自然會說是假的，我們又不會泄漏出去，查也查不到的。”
老潘還是咬著嘴唇使勁搖頭：“不行，這樣太危險了，事情隻會越鬧越大，還是看過就算了吧。”
我實在不甘心就這樣看過就算了，隻好繼續求他：“我保證不會向下傳了，肯定到我為止。而且形勢這麼危險，我一定會小心的！”
看到老潘還在猶豫，我急了：“我們怎麼能在緊急關頭退縮呢？你難道還不相信我能保護好總理的遺言嗎？”
看到我這樣堅決，老潘隻好讓我抄了一份，隻是他再三地叮囑我，一定要十二萬分地小心，千萬不要把事情搞複雜了。我最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把那份遺言帶回了宿舍。此時，同室的夥伴們都在急切地等我回來，我一拿出抄著遺言的那張紙，大家就爭著讀起來。他們看完遺言都很激動，紛紛議論起自己的感受。
有的說：“周總理實在太可敬、太偉大了，從來隻為人民著想。”
也有的說：“是啊，他臨終前還惦記著我們的‘四個現代化’。”
還有的說：“有些人怎麼能這樣對待總理！連留下的遺言也不能公開。”
但更多的，是對總理接班人的揣測：“總理在遺言裏肯定了鄧小平同誌的成績，表明總理是希望他接自己班的。”
“對！致悼詞的也是鄧小平，鄧小平一定會當總理。”
幾天之後，老潘遇到我，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邊，低聲對我說：“現在上麵查得很緊，會有什麼後果都很難說，你還是趕快把總理遺言燒掉吧。”
接著，他又很緊張地望著我說：“沒準最近這幾天就要查過來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千萬不能把我給出賣了。”
聽到這裏，我抬起頭真誠地望著他說：“你放心吧，我們是並肩戰鬥的好兄弟，如果出賣了戰友，就是辜負了周總理！”為了讓他放心，我又用力地抓住了他的肩膀，使勁兒地衝他點了點頭。
臨分手，他又轉過頭來，對我說：“你千萬要替我保密啊！”
我隻好安慰似的對他笑了笑：“放心吧！”
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擔心，就把那份總理遺言又偷著抄了幾份，開始想夾在書裏，但想來想去還是不放心。最後，我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了被子底下。但是，畢竟是在那樣一個年代，我可以用微笑去安慰別人，但對自己，卻怎麼也笑不出來了。尤其是四處傳來的消息越來越緊，我的心裏不可能不緊張，連著幾天情緒都很不好，生怕被查出來，也怕連累了別人。沒想到，我幾天來的緊張情緒被同宿舍的一個朋友看了出來。他雖然比我的年紀小—些，但和我的關係比較好，是一個很講義氣的朋友。他對我說，為了安全起見，讓我把遺言交給，他保存起來，這樣即使來人查，也查不到什麼。於是，我想了想，就同意了。
不久後的一天，縣公安部門真的來人了，我也被叫了去談話。
談話被安排在一個小辦公室裏，人家問我：“有沒有見過周總理遺言？”
我坦誠地點了點頭。
人家又問：“是誰傳給你的？”
我就說：“是我在徐州看到一個宣傳欄上貼著的，覺得很感動，就把它抄了下來。我當然不知道是誰貼上去的”。
當然，縣公安局的同誌也是奉命行事，也不是要整人，就說以後別再傳了。我不禁暗地裏挺舒了一口氣。這樣，我一顆吊著的心才終於放了下來。
就在縣公安局的同誌和我談話時，我的幾個好友一直守在屋前屋後，我一出來，迎麵就看見了他們。看見我出來，他們衝我點點頭。當時的這一幕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裏和生命裏。他們就這樣在談話時自始至終地守在外麵，一方麵，他們是怕我出事，在保護我，另一方麵，他們也在與我共同承擔著一份神聖的職責。我同宿舍年齡最小的小平還主動替我把“總理遺言”保存起來。
雖然我們那時都不清楚，那段感人肺腑的話究竟是不是周總理的遺言，但我們卻是把那份遺言當作真的來保護的。在我們的心目中，這早已不僅僅是一份遺言，而是代表了我們那一代人愛護戰友、愛戴周總理、熱愛祖國的一份神聖的情感。
那天九月九
從20世紀70年代過來的人，都忘記不了1976年那個特殊的年份。尤其是那一年中九月九日那個天昏地晴、悲傷欲絕的日子。
因為中秋節快要到了，我回一趟肖縣老家。九月九日那天中午飯後，我騎著自行車返回插隊的地方。從老家出來時，還是晴空萬裏，到了下午三點多的時候，老天突然變了臉，一層濃重的陰雲遮住了太陽，接著還下了幾滴雨。當時，我已經走過了安徽省界，行走在蘇北一條大堤上。大堤下是一望無際的莊稼地。恰逢秋收時節，地裏不少民正在忙碌。
突然之間，遠遠近近的廣播同時響了。那個時候，村村有廣播喇叭，一隻喇叭響了，方圓幾裏甚至十幾裏都能聽見。幾十隻乃至幾百隻喇叭同時響起，真是天搖地動。廣播一開始就是播放低沉的哀樂，那一刻，天地間一片悲壯。我不知不覺地放慢了車速。從那年元月周恩來總理逝世，七月朱德委員長逝世，哀樂曾一遍遍在共和國的上空響起，人們的淚水和悲傷也一次次從心中湧出……誰也不敢想象，這一次又是哪一位國家領導人倒下。
哀樂過後，播音員用深沉、悲壯的聲音說出了“毛澤東主席”這個中國人民熟悉的名字。
若幹年後，我和一些當年走過來的朋友說起那一刻的感受，幾乎不約而同地說：“無法接受！”、“不敢相信！”
“文革”時期天安門廣場上遊行的人群。
事實也是如此。我當時聽後，身心震動，連自行車都騎不穩，趕忙下了車，把車停在路邊側耳聆聽。
這時，我看見迎麵過來的幾個騎自行車的人，都是淚如雨下。一個年約50歲左右的農民，扔下自行車，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毛主席啊，您不能走啊！”
堤下的莊稼地裏，跪倒一片農民，響起一片哭聲。那時，沒有任何人組織，也沒有任何人下令，全都是自發的，哭聲也是發自內心的。
那年九月九日的中國，籠罩著一層濃重的陰雲。
一路上，我看到很多人在哭。印象最深的是路過一個叫黃橋的村子時，看見一個老太太坐在自家的門前，一手抱著個孩子，一手拍打著土地，嘴裏喊著毛主席，哭得嗓子已經啞了。
晚上，我回到了插隊的果園。那些知青哥們，三正成群地聚在一起，都在議論著毛澤東主席逝世後的中國向何處去。我記得當時議論的熱點話題主要是毛澤東主席去世了，誰會接班？有的說，可能是華國峰，因為那時央領導人排序他在最前邊；也有的說是江青，因為她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而且那些年都很紅火；還有的說鄧小平，但大夥都認為不可能，因為鄧小平正在受批判……我們這些新三屆知青，盡管對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但對國家的命運卻憂心忡忡。
晚飯後，我和一位知青哥們散步到—位職工家。那位職工家裏也聚著一些人，也在議論著毛主席身後的國家大事。那個年代的人與現在的人相比，政治態度大不相同。那個時代，人們普遍關心政治，但是在一起時不敢說真話，不敢發牢騷，更不敢罵娘；而現在，人們對政治十分淡漠，很少談政治或者不談政治，但在一起時什麼話都敢講，甚至開口罵娘。所以，那些職工在一起談的是些大路話。有一個老職上的話在我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讓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是人們說到鄧小平的時候，有的說鄧小平要是能接班，國家可能會好一些，有的說鄧小平已經被打倒了，不可能再翻身。那位老職工咳嗽一聲說：“什麼事情都可能起變化，說不定鄧小平很快就會東山再起。鄧小平要是再起來一次，哼，等著瞧吧！”
一屋的人聽了，都沉默不語。
上床睡覺前，同宿舍的一個哥們悄悄地問我：“不是天天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嗎？我真以為毛主席不會逝世呢。”
我知道他是發自內心的。
也正是因為毛主席的逝世，讓我們這些新三屆的人突然大徹大悟，從迷信和神話中走了出來。
毛澤東主席逝世，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悲痛，還有擔憂、不安。
正值中秋，但很多人自動地撤銷了中秋聚會的宴席。不過，也有的人因聚會被捕，理由是毛主席逝世，隻有階級敵人才興高采烈。這就有些過分了。
第二天，所有的中國人都帶上了白花和黑紗。
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召開那天，我們在電視機前，同北京一道參加了追悼。我瞪大眼睛看了又看，也沒看見鄧小平的身影。會後，—位知青哥們感歎地說：“看樣子，鄧小平是出不來了。”
1976年9月9日的夜晚，整個中國籠罩在悲哀之中。
後來，一位詩人寫了一首詩，開頭幾句，至今仍讓我記憶憂新：“今日九月九，倚窗望北鬥，孩兒想娘啊，我想領袖。”
毛澤東主席去世已30多年了。30多年來的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人們對毛主席的感情與日俱增。前幾年，有些人對下“毛澤東熱”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觀點。我看後，感到那些觀點是各取所需。我想起家鄉一位詩人的話：“政聲人去後，民意閑談中”。對於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的毛澤東，人們的評價應當是最真實的，人們對他的感情也是最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