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百年中國文學的浪漫主義運動 第三節百年中西方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差異性
20世紀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以對西方的認同為起點，以回歸傳統而告終。它沒有像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那樣，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承擔起個性啟蒙的曆史重任，相反卻很快就拋棄了對個性意識的追求，自覺地依附於源生於儒家傳統文化的理性意識：在其藝術形式上，也逐漸冷卻和節製狂放的激情，規範與限定無拘無柬的想象力，並以中國文學傳統的樂感形式消解反抗叛逆的創造能力，從而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現出新古典主義的藝術特征。這種與西方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完全不同的發展運動方式，為我們科學地評價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性質，以及它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客觀地位，製造了極大的困難。我們當然可以說，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獨特性，是中國社會特定時代背景下的曆史產物，但是這種特定曆史產物的基本內涵是什麼？它究竟缺少些什麼？長期以來，學術理論界一直未從正麵給予解答。
我個人始終認為，20世紀的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雖然在外表上閃爍著浪漫主義的亮色，但卻不是成熟的或真正意義上的浪漫主義運動。我之所以持這種見解，主要理由有以下兩個方麵：
首先，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不是中國文學循序演進的自覺行為，而是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強行啟動的被動行為，因此它缺少必要的曆史文化背景，帶有極大的盲目性和突發性。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是一場經過充分醞釀準備，又有著文藝複興的啟蒙基礎和近代文明的物質條件，並迅速波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思想大解放運動。18世紀的歐洲，自然科學在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歐勒的應用數學、拉格朗日的分析學、拉瓦錫的應用化學以及拉浦拉斯的自然天文學等，都直接轉化生產力並推動了歐洲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自然科學的興盛，也促使了唯物主義哲學的繁榮，先後湧現出梅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著名的哲學家。他們以自然科學的成果為武器，對教會神權和經院哲學發起了最猛烈的攻擊；他們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文主義口號，用"自然法則"與"自然權利"思想徹底動搖了教會的神聖權威。盧梭是歐洲浪漫主義哲學運動和文學運動的鼻祖，他是一個自然神論者，主張宇宙自我中心主義，認為"凡是我憑著良心不能加以拒絕的知識都是明確的，凡是我覺得與這些知識有必然聯係的知識都是真實的，而對其餘的一切都存懷疑"。盧梭站在歐洲社會發展的對立麵，把工業化文明中出現的不平等現象視為一種人類文明的倒退，對人類原有的自由、幸福的破壞，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返回自然"的口號，並把這種哲學思考直接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如《愛彌兒》），由此而掀起了文學上的浪漫主義運動。在盧梭那裏，人與自然是對立的，人性的醜惡與自然的純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還把藝術和科學視為破壞人性本真的東西，崇尚情感而蔑視理智。可以說，盧梭的哲學思想帶有對社會全麵反叛的意味，它對浪漫主義文學運動回歸自然，重新尋找或塑造自我，以及放縱情感的群體傾向，起到了決定性的理論引導作用。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五四"前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沒有真正啟動，科學水平還處於原始水平，近現代哲學幾近於零，整個社會都處於嚴重滯後的愚昧狀態。出於社會變革的實際需要，我們隻能全盤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而這種引進過程又因社會的浮躁心態和實用功利主義目的，缺乏完整性和係統性。故中國文學在其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思想理論的支撐點是極為複雜和混亂的，也是脆弱和經不起考驗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也不能例外。郭沫若及其他"創造社"成員，他們的反叛不是從本質上認識到了個性解放的真實意義，隻是為了宣泄長期壓抑的情感而反叛；他們回歸自然的目的也不是真正出於對人性缺陷的深刻感悟，而是借助自然萬物張揚自我美化人類生活帶來的福音，因此他們對於工業文明不但不持否定的態度（缺少深層次思考的客觀條件），而且還給予了熱情洋溢的讚美（如郭沫若在《女神》中對工業文明成果的歌頌）。這種思想認識上的巨大差距，使中國的浪漫主義運動始終難以獲得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精神特質；它在經曆轟轟烈烈的曇花一現之後，回歸傳統的集體理性主義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