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曹禺：現代人文精神的藝術演繹 第二節基督教文化與曹禺戲劇的創作模式
藝術創作是藝術家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的有機統一。由於"在藝術作品裏所表現得最晶瑩透徹的，生命的創作層麵，遠超越一切以理性來理解它的努力"的緣故，這就要求我們的理論家，必須從理性思維的抽象概括和感性思維的情感體驗兩個方麵去全麵追蹤曹禺早期話劇創作的原始情緒。不然的話，我們就很難理解作者為什麼讓《雷雨》中的人物都蒙上一層罪人的色彩，為什麼要在《日出》的扉頁上大段大段地引用《聖經》原文，為什麼要在《原野》撲朔迷離的藝術幻境中糅進"鬼神"的荒誕概念，為什麼要在《北京人》的現實生活場景裏進行"文明人"與"原始人"兩種人性之比較。實際上，凡是讀過《聖經》或稍有一些基督教常識的人，一眼便可以看出，這是基督教人文主義倫理意識在他話劇創作中最鮮明的表現。他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是以"善"與"惡"兩種對立因素，構成個體本身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悲劇情節的最後結局，雖然是"惡"毀滅了"善"，但是"惡"的本身卻經過"善"的感化，逐漸走向了懺悔之途。這種強有力的道德穿透力量，以其潛在的形式貫穿於曹禺早期話劇創作的始終，並營造出"曹禺式"的意念邏輯主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曹禺話劇創作的基本模式。
1原罪意識與《雷雨》的創作模式
曹禺在談到他創作《雷雨》的主觀意圖時，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他的目的是要通過周、魯兩家血緣糾葛所釀成的命運悲劇，"把觀眾帶到遠一點的過去境界內......一個更古老、更幽靜的境界內"，與他一道去體驗宇宙的神秘和人的"原始生命感"。毫無疑問，曹禺是在有意識地營造一種神秘色彩的藝術幻覺。至於"暴露大家庭的罪惡"，則是在理論家的幫助下，後來加以"追認"的。
出於對不可言喻的"原始生命感"的憧憬與探索，曹禺以周樸園性格的發展軌跡為主要線索，把周、魯兩家之間錯綜複雜的血緣關係，巧妙地編織成一條巨大而恐怖的"命運之鏈"。年輕肘代的周樸園與魯侍萍--一個主人和一個婢女，以一種極不協調的身份相愛了。狂烈的愛欲，使他們暫時衝破了一切情感上的障礙，不顧一切地幹了"人祖"亞當和夏娃所幹的勾當，生下了兩個兒子。對於他們來說，愛情是純真的，生活也應該是美好的。但在拜金主義的誘惑與封建家長專製的逼迫之下，周樸園的性格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他殘忍地把產後才三天的侍萍趕出了家門，從此埋下了《雷雨》悲劇衝突的火種。周樸園不僅是一個"原罪"的形象，同時還犯有大量的現實罪惡：比如他故意叫江堤出險淹死"兩幹多小工"，從中大發死人財；他殘酷地鎮壓罷工運動，下令打死三十名罷工工人等等。這些血腥的罪行，使他在罪惡的泥潭裏愈陷愈深，難以自拔。俗話說："惡有惡報，善有善果"，周萍終於以他父親為榜樣，與繼母通奸，與妹妹亂倫，由此觸發了各種矛盾關係的激化，並導致了周、魯兩家的徹底毀滅。
《雷雨》的結局是極其悲慘的，但最令觀眾和讀者無法忍受和不可理解的，是作者為什麼要把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劇人物統統推向毀滅，而惟獨留下周樸園這個製造悲劇的元凶活在人世，答案就在基督教的教義裏。《聖經》中有這樣一段"勸善懲惡"的箴言：對於那些作惡多端的"罪人"，"耶和華必記念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罪惡......必不生產，不懷胎，不成孕。縱然養大兒女，我卻必使他們喪子，甚至一個不留。"（《舊約·何西阿書》第十章）。周樸園瘋妻喪子的下場，不正是應驗了上帝的詛咒嗎？如果說《雷雨》的使命僅僅在於"懲惡"，恐怕還不足以產生使社會各階層人士都為之動容的道德感奮力量。作者的藝術構思，妙就妙在他把"懲惡"與"揚善"有機地統一起來，從形式與意念兩個方麵，呈現出作者創作動因的圓形軌跡，曹禺以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寬廣胸懷，用耶穌基督的博愛意識，為周樸園的性格發展設計了一個由"惡"向"善"的轉化歸途：首先，他把周公館捐給教會辦醫院，以物贖罪；其次，他用整整十年的時間去尋找被他逼走了的兒子魯大海，以喚醒侍萍那失去已久的記憶，用行動贖罪；最後，麵對兩個瘋妻，他虔誠地傾聽修女朗讀《聖經》經文，在深刻的生命感悟中進行自我良心的懺悔。這種獨特的設計，無疑是基督精神的直接折射，但卻代表著廣大善良的讀者與觀眾最真摯、最美好的人性願望。因而在30年代黑暗籠罩下的舊中國，《雷雨》能以強烈的擴散效應，在由於社會行為的失調而導致心律紊亂的人們中間，找到最普遍的知音。在這裏，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示意圖，對《雷雨》的主題思想做一次高度的濃縮抽象，以還原《雷雨》最原本的創作模式：
《日出》與《雷雨》相比較，它的取材更接近於現實，因而社會批判的主題思想更為明顯一些。作者以他凝重而深沉的筆觸，深刻地揭示了"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並對"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給予了猛烈的抨擊。也正是因為作品中所表現出的這種強烈的現實感，迷惑了我們主流批評家的視線，使他們頗為自信地認為，《日出》是曹禺話劇創作轉向現實主義的一個良好的開端。然而，曹禺自己的看法卻完全不同。他說《日出》是他用"思想感情積累起來的"切身感受和體驗，"流著心血"而寫成的，並且是不能為人們完全"從理性上"加以理解的一部作品。所以，他多次要求讀者和評論者首先應對《日出》扉頁上所摘錄的一段《道德經》和七段《聖經》原文，按其先後排列的順序去領悟其中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