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14年5月27日，卡夫卡在日記裏記下的話，為魯迅的戰鬥的口吃提前給出了詮釋： "如果我一點兒也沒有弄錯的話，我走得越來越近。那就好像在某一個森林空地有著心靈上的戰鬥。我進入森林，什麼也沒有找到，出於虛弱，馬上又鑽出來，常常是當我離開森林的時候，我聽到，或者我認為聽到了每次鬥爭武器的叮當之聲，鬥士的目光可能穿過森林的陰暗之處在尋找我，但我知道得隻是那麼少，而且是些他們虛幻的東西。"卡夫卡在這裏說得再正確不過了：戰鬥的口吃就是戰鬥的虛幻性。它的雙麵刃性質，在最後總是傾向於把曾經的客棧轉換為自己的對手、敵人，進而蔑視它、批鬥它、消滅它，把它處理成一個渺小的無或廢墟。
魯迅的戰鬥的口吃現象的特殊性就是，無論它在充當客棧（即比喻性人生理論、歇腳地）的保護人還是充當客棧的攻堅者，戰鬥的火力總是很猛烈，其語氣總是決絕式的（即本地語調）。正是這一點加固了口吃現象的內在音色：在為某一個客棧猛烈辯護和猛烈摧毀這個客棧之間，有著太多的矛盾和出爾反爾。它們之間的緊張力量全化做了戰鬥的¨嘴"邊不斷拉扯以至於達到痙攣的肌肉--戰鬥的本體論的結結巴巴就這樣出現了。沒有任何理由為此去責怪戰鬥的結巴性和這種結巴性的擁有者，因為這是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時代事境的逼迫所致。誠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早在戰鬥的口吃形成之前，時代內部的口吃（比如在魯迅的時代，革命內部的計算法則的支吾性就是其表現之一）早已在立正侍候；也正如鍾鳴所說，時代比人更早遇到痛苦，也更早經曆失敗（鍾鳴《旁觀者》）。沒有時代內部的口吃作為支撐，戰鬥的口吃的出現就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戰鬥的口吃站出來現身時早已天然帶出了時代內部的結巴。當魯迅處於一邊大力讚揚和歌頌大眾、人民，卻又在另一邊猛烈向他們開火的矛盾關係之中時（魯迅：民眾的伐惡之心並不下於軍閥），就不能算是戰鬥的口吃犯了錯誤，而是由"人民''構成的時代事境的滑稽性引發出的喜劇。當阿Q準備革命，高老夫子準備袖珍造反，子君準備追求個性解放試圖把命運攥在自己手中，當孔乙己說"竊書不算偷"、茴香豆的"茴"有四種寫法，閏土根本就不打算從麻木不仁的圍城中走出來，青年中有勇於上進者，也有告密者、賣友者......時（這些人都是"人民"
"大眾"或人民和大眾的組成部分），戰鬥除了口吃還該怎麼辦？是從他們中間挑選出一部分猛烈讚揚、施以戰鬥中內含的保護性火力，還是利用戰鬥中天然包孕著的打擊力、摧毀力全部予以摧毀以便重新開始？對此，魯迅牌戰鬥隻能以它的結巴性來招架這些叫做群眾的人了。在《旁觀者》裏，鍾鳴精辟地說到了群眾的一貫特征：相互簇擁而來，相互簇擁而去，相互吐口水，然後相互忘掉。魯迅看出了這一特征（他曾把這暗示為"起哄"）。在他的時代，人民曾經被看作新生力量，在魯迅牌戰鬥的某一階段也曾為人民辯護過（參閱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但戰鬥內部的固有機製，它的雙麵刃特性，使魯迅始終都能窺見人民可恥和可悲的一麵。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所謂"可悲憫的，可詛咒的" （魯迅《野草·複仇其二》），表達的正是這種複雜的、難以道明的口吃性情緒。而在麵對所謂的人民時，口吃恰好標識出了戰鬥的力量：打翻他們，再保護他們。卻又絕不是去當他們的救世主或騎士。
在戰鬥的口吃和魯迅對各種信仰的習慣性背叛之間，有某種堪稱互為因果的關係。魯迅一生信仰過的比喻性人生理論很多，但無一例外總是拋棄。理由之一就是戰鬥的口吃c正當個人主義在魯迅早期思想的地平線漸露頭角時，他大喊著要棄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不惜自己的戰鬥擁有摩羅（魔鬼）精神，並以摩羅式戰鬥來為它辯護（ 《墳·摩羅詩力說》）。曇花一現的個人主義和嚴酷的時代境遇之間的重大分歧和對峙使魯迅沉默了，躲在北京的S會館抄"沒有問題和主義"的古碑。而抄古碑不正是戰鬥的另一麵嗎？它無疑已經把戰鬥中所包孕的蔑視成分發揮到了極致，同時也構成了魯迅在艱苦的戰鬥間隙的短暫換氣。正當進化論快要紮根於戰鬥的鋒芒之上時，那些正在等待進化的青年們（魯迅曾寄予了他們多大的希望！），卻給了魯迅致命一一擊，就更不用說群眾給他帶來的廣泛幻滅感了。戰鬥從此彎曲了。也就是說戰鬥和對信仰的各種"背叛"內在地統一起來了。
在此，從象征物的水平上我們可以說，當初的戰鬥是筆直的劍，隨著最初的彎曲的到來，戰鬥變作了弧形的鐮刀；隨著彎曲的普遍來臨（即"背叛"的大麵積到來），它變成了環形的獨門兵刃。這件武器的內、外環都是鋒刃，魯迅在以外環殺敵時，由於他的手始終握住了環形兵器（即彎曲到了極點的戰鬥），無一例外地總也會讓魯迅自己流血（這就是雙麵刃的另一層意思了）。而魯迅一貫被人們嘮叨的自虐習性，也正不妨從這上麵去找原因。從劍到環形兵刃的過程，就是戰鬥的口吃的動態發展過程，是它保護歇腳地（比喻性人生理論）又背叛歇腳地並向它猛烈開火的慘烈過程，而且也表征了嚴酷的時代事境是怎樣逼迫魯迅的戰鬥和修改魯迅的戰鬥的，也能讓我們這些後人明白，在魯迅式戰鬥中包含著一顆何其痛苦的靈魂。
有意思的是，在戰鬥的口吃的最後階段，魯迅出人意料地克服了口吃現象：這就是無所顧忌地罵人--罵人當然需要口齒伶俐。既然一切最初都值得戰鬥為之充當庇護人，而最後總是不值得戰鬥去為之辯護時，口齒伶俐的罵人也就有理由成為戰鬥的可能的表現形式。畢竟在這種情況下，戰鬥要得以生存下去，就必須找到既不為什麼東西辯護又有理由存在的專有方式--罵人作為戰鬥的最後形式，就是魯迅為自己的空白日月準備的最後一個道具。在這個階段，戰鬥隻是為了自身存在的需要才更加激烈地運轉；它的本體論性質，使得它既有義務也有能力在運動中維持自己的存在。但這些旨在"傷害"他人的"罵人"歸根結底出於魯迅本人的需要--在戰鬥的庇護作用和蔑視、摧毀作用都變得毫無用處，都成為不及物的動作時，口吃還有什麼用？在保護和摧毀之間的矛盾性遊弋（即口吃，或口吃的內部特征）還有什麼用？
魯迅就這樣又把環行兵刃拉直成了劍。
3 時代的口吃......
擁有特殊內涵和內部機製的戰鬥動作，和魯迅遇到的時代事境以及他的內心境況有著緊密的上下文關係。魯迅的時代充滿著太多的火藥味（想想革命內部的計算法則吧），也是天然的戰鬥場所。對於這個時代中的每一個人，戰鬥的境遇都是先在的--他們一出生就落人了戰鬥境遇的誘惑之囊中。魯迅的內心境況、好鬥的天性、熱愛暴烈行為的習性--對於它們我們難以給出確切的解釋--使他和時代境遇一拍即合了，並最終選擇了獨有的戰鬥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身處的、天然就適合於戰鬥的時代本身所擁有的對魯迅的戰鬥形狀最後之達成的諸多轉換能力：它過於嘈雜、主義繁多、理論層出不窮，各種比喻性的理論之間又存在著太多真實的鬥爭，這顯然使得魯迅牌戰鬥內部的力量、特性，與時代的內部音色、外部形象有著某種同一性。時代在呼喚魯迅的戰鬥動作與時代本身相適應。魯迅在不同的比喻性歇腳地之間漂泊，也同樣為他戰鬥的內部固有屬性打上了基調。正是時代事境與個人內心境況之間的"哥倆好"關係，幾乎完全向我們關閉了魯迅人生航程的比喻性特征：他把比喻陡然之間給盡可能弱化了，剩下的隻是幾乎逼真的戰鬥動作。
在二十世紀中國，戰鬥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時代主題--革命--最重要的派生產物之一。無論是救亡還是啟蒙，無論是反抗暴力和專製，還是爭取個人權利、民主與自由，戰鬥始終是其間最明顯的線索。無論是西方柔和、平易近人到何種程度的社會學理論一經引進中國，一經和中國的時代事境接壤，無一例外都被轉化成了比喻性的鬥爭理論，但鬥爭本身卻又是極端真實的，從來就不是比喻（戰鬥需要鮮血，這當然不會是比喻或修辭）；更不用說那些本來就是殺氣騰騰的西方理論了。這同樣是由中國式革命內部的計算法則決定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各種型號的戰鬥的巨大實驗室。愛因斯坦說，教堂空無一人，實驗室卻欣欣向榮。是諷刺還是欣慰？不清楚。可它剛好構成了對中國的極大諷刺：溫、柔、恭、謙、讓的傳統禮儀迎接來的客人卻是船堅炮利；為了打翻別人的槍炮，在怎麼說也沒有能力把別人的土地當作實驗場所的情況下，自己的土地理所當然成了槍炮的加工廠和實驗基地。溫、柔、恭、謙、讓就這樣被徹底繳械了。戰鬥和鬥爭成為絕對的教主、實驗室的主任和讚助商。
接納戰鬥的時代事境也因此擁有了自身的口吃：各種主義相瓦征戰，視對方（甚至多方）為生死仇敵，都為自己的信徒們準備了據說可以"賓至如歸"的"悅來客棧"。那些充當各種比喻性人生理論的利潤和剩餘價值的人們互相征討，鮮血染紅了聖戰的旗幟， "悅來客棧"轉眼之間成了死人公墓，但戰鬥仍然在持續；而冷槍據說隻是戰鬥的休息形式和睡眠！一忽而甲占了上風，宣布乙為邪惡；一忽而丙竊據了優勢，又迫不及待地聲稱甲乙均為匪類（魯迅：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都是作為暗中支配者的時代偶爾的調皮和靈機一動的結果。時代充滿了恍惚性。時代內部的這種口吃現象，很顯然，給永遠盲目的庸眾提供了隨時可以倒戈以及從既有客棧出走的口實。誰也不想生存在一個由槍炮和言辭暴力共同組成的口吃時代。魯迅也肯定不願意。
時代的口吃產生了兩方麵的後果：它既讓大批庸眾成了漂泊者、流浪者、價值的流亡者，也使另一大批人成了"悅來客棧''永遠的利息，並最終演變為死利息。有人把這種類型的利息稱作炮灰，恰不恰當，自然還有待於請示時代的批準；也有人把它叫做英雄，足否恰如其分，當然還得由據說一貫公正的曆史點頭才作數！我建議把死利息看作誠實的人，被蠱惑而不自知的人，一條道走到黑、一棵樹上吊死的耿直之士。而漂泊者，由庸眾組成的漂泊者，卻無疑充當了戰鬥的投機商人。他們中間有些人在販賣戰鬥理論，生產潛在的炮灰；有些人則小斷在敵對的歇腳地（即已經意識形態化了的比喻性人生理論）之間漫天要價，爭取落得一一個好價錢。他們的漂泊不僅僅是為了戰鬥，更是為了要轉會費。顧順章、張國燾之流就是這種投機主義商人、革命的投機倒把者。他們的漂泊和魯迅的漂泊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顯然具備著狂歡化的嘴臉。從終極的意義上說，顧順章、張國燾之流就這樣把革命給喜劇化了。
而魯迅的漂泊卻始終和戰鬥聯係在一起。漂泊者和戰鬥者是魯迅的統一身份：作為一個習慣於"背叛"的人，他在戰鬥中漂泊，也注定要在漂泊中展開戰鬥。漂泊是戰鬥者魯迅在人生中、在有關人生的眾多比喻性理論組成的森林中遇到的現實景況；戰鬥是漂泊者魯迅在一個迫使他漂泊的時代裏借以存活下去的基本依據。至於魯迅是如何采取這種方式的，的確有著保羅·蒂利希所謂的"冒險性"和"偶然性"在裏邊作祟。既然追究起來太過困難，我們也就隻好放棄追究的打算了。誠如托爾斯泰在《馬的故事》裏說的："幹嘛呢？你們也許永遠也不會認識我！"有多少人能認識將漂泊和戰鬥始終聯係在一起的魯迅呢？
筆直的劍變做了內、外環都是鋒刃的獨門環形兵器，這個事實要麼被顧順章們誤解、誤用了，要麼就是被後人遺忘得太久了。它身上沾染的出擊、戰鬥和自戕、自虐的雙重性，顯示了魯迅本人在戰鬥中極大的惶惑、惶恐、矛盾和不安。和戰鬥的最後形式--罵人--比起來，彎曲的、結巴的戰鬥階段更屬於魯迅個人，因為它把痛苦的魯迅給真實地推到了前台。隨著戰鬥本身的被扭曲，舞台也被扭曲得變了形，有如一個哈哈鏡，照出了一切戰鬥的值得懷疑的麵孔。在魯迅那裏，這都是他的獨門兵器的特定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