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呂兩衰翁，曆遍窮通。
一為釣叟一耕傭。
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
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
興王隻在談笑中。
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浪淘沙令》王安石
偉大人物和普通人的差別，有時往往是一個機遇。誰會想到，助秦穆公稱霸一方的賢臣百裏奚，是當初被人從楚國的牛棚裏用五張羊皮換出來的；誰又能想到，掛六國相印的蘇秦，在被重用前，是個讓至親之人嫌棄的窮書生；又有誰知道，“戰必勝，攻必取”的韓信，當初在街邊尷尬地被羞辱。
相傳，被孟子稱為“聖之任者也”的伊尹，在被商湯任用前，是個耕於有莘之野的農夫，是在被商湯重用後，才幫助湯一舉滅夏建立新的商王朝。呂尚（薑太公）在遇到周文王之前，也不過是個“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而已，任他滿腹才華，卻隻能在六十多歲時垂釣在渭水邊上。假使伊尹沒有遇見商湯，呂尚沒被文王尋訪到，那麼，隻能一個是躬耕在田的“耕傭”，一個是垂釣在漫漫渭水之畔的“釣叟”，很可能至此老死。他們的大起大落，曆經窮困和變通，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嗎？
湯和武王在任用了伊尹、呂尚後，風雲突變，商、周王朝的興衰都隻在笑談中了。千百年過去了，有人能比得上這二人的功勞嗎？這又是英雄造時勢嗎？
不管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不可否認的，伊尹、呂尚二人從普通的販夫走卒走向偉人聖賢，都是機遇恰當，並且他們善於抓住這樣的機遇，不僅為國君開辟新的王朝，而且助後來國君很好地守業，後人提到聖賢必不離伊尹、呂尚。而後來到王介甫是否也能和這二位相媲美呢？
列寧曾稱讚王安石（字介甫）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事實也大抵如此。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還是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了封“萬言書”（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當時的政治腐敗的各種現狀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請求皇帝對開國以來的各種政治、軍事製度進行變革，並提出“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方法來扭轉國力的積貧積弱，但未獲朝廷重視。從此之後，他的政途也發生了一些不順，在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終以為母親守喪為由辭官回江寧老家。過了一段時間，即位的宋英宗屢次召見王安石，他卻以守喪為由拒絕。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改革的想法，也在等待時機。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抱負遠大的神宗皇帝越來越感受到宋王朝麵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重重困難，看到王安石的《萬言書》後，被他的決心和才幹打動。
熙寧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共商變法大計，史稱“越次入對”。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任參知政事，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人氣魄全權主持變法相關事宜，轟轟烈烈的“熙豐變法”（後人稱為“王安石變法”）開始了。
這首詞約作於“熙豐變法”施行，並小有成績的時候。王安石通過這首詞，把神宗皇帝對自己的支持和湯與伊尹、武王與呂尚相比，稱之為“風虎雲龍”。通過這首詞，作者一方麵為自己有著和伊尹、呂尚同樣的機遇和明君而得意慶幸；另一方麵，也是對自己推行的變法運動更大的肯定與鼓舞，直言“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這首詞雖然是懷古詠史類作品，但被歐陽修稱為“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的文學家王安石以一個政治家的親身經曆，和飽滿的真情來詠歎古之賢者，同樣也是自比，這樣的樂觀豁達是一般作品所不具備的。
可惜的是，到熙寧九年（1076年），由於王安石性格原因、用人不當和變法措施中的一些缺陷及強大的外部阻撓，變法運動最終失敗。但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王安石的變法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那麼，王安石的命運是時勢所造嗎？是的。他的引領的活動也改變著“時勢”嗎？答案也是肯定的。所以說，要“風虎雲龍”不僅僅需要抓住時機，還需要“曆遍窮通”培養才幹，這也是給我們後人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