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在北京的西南方向，恰好是李鴻章進京時要路經的地方。王國維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在此的“笑指盧溝橋畔月”和林公“我與山靈相對笑”都為對途中之景發笑，然一則苦中帶樂，一則意氣風發，正是“心中之一境界”的表現。林公是一種豁達和大氣，李公則是興奮。“瀛洲”本來指傳說中東海仙境。唐代李肇的《翰林誌》記載：“唐興，太宗始於秦王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謂之‘登瀛洲’。”所以，後人用“登瀛洲”形容士人得到巨大榮寵，就像登上“瀛洲”仙界一般。“笑指盧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看似是對別人的發問，其實更有自問自答的意思，詩人對著盧溝橋邊的月亮，而後又談“登瀛洲”，難道不是自信的一種表現？
總覽此詩，淺顯易懂，朗朗上口，豪氣萬千。特別是“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句，充滿了積極向上的能量，雖然對功名表現得如此直接，卻最契合當時的時代。國難當頭，不需要“玄虛清談”，而最需要這樣的充滿義氣的實幹家。
李鴻章以詩言誌，入京後，就在父親引領下，遍訪了當時著名的士大夫，後又拜入曾國藩門下。這樣說來，正是這首《入都》詩，真正開始李鴻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四十餘年的縱橫捭闔之征程。縱然其一生充滿種種爭議，但李鴻章對清王朝、對晚清的大局、對中國近代文化來說，也有一定積極作用。《清史稿》將李鴻章譽為“中興名臣”。梁啟超在評價李鴻章時說：“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而在談到人們怨恨李鴻章“賣國”時，梁啟超說道：“若夫吾人積憤於國恥，痛恨於和議，而以怨毒集於李之一身，其事固非無因，然苟易地以思，當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論者處李鴻章之地位，則其所措置果能有以優勝於李乎！以此為罪，毋亦旁觀笑罵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梁啟超這一番話引人深思。
千百年後，人們都知道這個晚清重臣和褒貶於一身的政治家，誰知道他年輕時報國豪情之拳拳，誰又能了解他青年“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的豪言和臨終時“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裏外吊民殘”的血詞？又有誰公正地看待過這位複雜的人物？那“盧溝橋畔月”安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