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說：“這又奇怪了，我們一同畢業，一同留學，一同回國。要論職位，你還比我高些，薪俸也比我多些，至於素誌不償，是彼此一樣的，為何我就有快樂，你就沒有快樂呢？”陳先生就問道：“你的家庭什麼樣子？我的家庭什麼樣子？”三哥便不言語。陳先生冷笑說：“大概你也明白……我回國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擊，已經灰了一半的心，並且在公事房終日閑坐，已經十分不耐煩。好容易回到家裏，又看見那淩亂無章的家政，兒啼女哭的聲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隻出去應酬宴會，孩子們也沒有教育，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我屢次地勸她，她總是不聽，並且說我‘不尊重女權’、‘不平等’、‘不放任’種種誤會的話。我也曾決意不去難為她，隻自己獨力地整理改良。無奈我連米鹽的價錢都不知道，並且也不能終日坐在家裏，隻得聽其自然。因此經濟上一天比一天困難，兒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縱，更逼得我不得不出去了！既出去了，又不得不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想以猛烈的刺激，來衝散心中的煩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不知不覺就成了習慣。每回到酒館的燈滅了，劇場的人散了；更深夜靜，踽踽歸來的時候，何嚐不覺得這些事不是我陳華民所應當做的？然而……咳！峻哥嗬！你要救救我才好！”這時已經聽見陳先生嗚咽的聲音。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麵前。
門鈴又響了，老媽子進來說我的車子來接我了，便進去告辭了亞茜，坐車回家。
兩個月的暑假又過去了，頭一天上學從舅母家經過的時候，忽然看見陳宅門口貼著“吉屋招租”的招貼。
放學回來剛到門口，三哥也來了，衣襟上綴著一朵白紙花，臉上滿含著淒惶的顏色，我很覺得驚訝，也不敢問，彼此招呼著一同進去。
母親不住地問三哥：“亞茜和小峻都好嗎？為什麼不來玩玩？”這時三哥臉上才轉了笑容，一麵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扔在字紙籃裏。
母親說：“亞茜太過於精明強幹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親手去做，我看她實在太忙。但我卻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毫勉強慌急的態度，匆忙憂倦的神色，總是喜喜歡歡從從容容的。這個孩子，實在可愛！”三哥說：“現在用了一個老媽子，有了幫手了，本來亞茜的意思還不要用。我想一切的粗活，和小峻上學放學路上的照應，亞茜一個人是決然做不到的。並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程度還低，雇用一個下人，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子，不過在粗活上，受亞茜的指揮，並且亞茜每天晚上還教她念字片和《百家姓》，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賬上的字，也差不多認得一多半了。”
我想起了一件事，便說：“是了，那一天陳先生來見，給她名片，她就知道是姓陳。我很覺得奇怪，卻不知是亞茜的學生。”
三哥忽然歎了一口氣說：“陳華民死了，今天開吊，我剛從那裏回來。”———我才曉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曆，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母親說：“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三哥說：“是。”母親說：“真是奇怪，像他那麼一個英俊的青年，也會死了，莫非是時症？”三哥說：“哪裏是時症，不過因為他這個人，太聰明了，他的目的希望，也太過於遠大。在英國留學的時候養精蓄銳的，滿想著一回國，立刻要把中國旋轉過來。誰知回國以後，政府隻給他一名差遣員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塊錢無功的俸祿，他已經灰了一大半的心了。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樂，他就天天地拚酒，那一天他到我家裏去，嚇了我一大跳。從前那種可敬可愛的精神態度，都不知丟在哪裏去了，頭也垂了，眼光也散了，身體也虛弱了，我十分的傷心，就恐怕不大好，因此勸他常常到我家裏來談談解悶，不要再拚酒了，他也不聽。並且說：‘感謝你的盛意，不過我一到你家，看見你的兒女和你的家庭生活，相形之下，更使我心中難過，不如……’以下也沒說什麼，隻有哭泣，我也陪了許多眼淚。以後我覺得他的身子，一天一天的軟弱下去，便勉強他一同去到一個德國大夫那裏去察驗身體。大夫說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恐怕不容易治好。我更是擔心，勉強他在醫院住下，慢慢地治療，我也天天去看望他。誰知上禮拜一晚上，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說到這裏，三哥的聲音顫動得很厲害，就不再往下說。
母親歎了一口氣說：“可惜可惜！聽說他的才幹和學問，連英國的學生都很妒羨的。”三哥點一點頭，也沒有說什麼。這時我想起陳太太來了，我問：“陳先生的家眷呢？”三哥說：“要回到南邊去了。聽說她的經濟很拮據，債務也不能清理，孩子又小，將來不知怎麼過活！”母親說：“總是她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否則也可以自立。不過她的娘家很有錢，她總不至於十分吃苦。”三哥微笑說：“靠弟兄總不如靠自己！”
三哥坐一會兒，便回去了，我送他到門口，自己回來，心中很有感慨。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看，卻是上學期的筆記，末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
（原載1919年9月18日—22日《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