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韌、張永捷：《知識英雄———影響中關村的50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季羨林先生在自己八十多歲的時候依然精進不懈，壯心不已。他在其散文《〈朗潤集〉自序》中寫道：“我雖然已經有了一把子年紀，但在老人中還算是年輕的，我既不傷春，也不悲秋，既無老之可歎，也無貧乏可嗟。生當盛世，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活許多年，多做許多事情。”
［湯一介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989年，鄧小平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我國發展情況時說：“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麵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抵抗住腐敗現象。所以要加強對人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艱苦奮鬥。”
［引文見鄧小平：《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張海迪小時候由於脊髓血管瘤而高位癱瘓。麵對這樣的情形，她卻以不息的奮鬥追求著當代青年應有的理想、知識和充實的人生。在病榻上，張海迪靠著自學讀完了從小學到高中的基本課程，自修了大學英語教材，還學習了日語、德語等外國語，翻譯了十六萬字的外文著作和資料。從十五歲起，她就鑽研了《針灸學》等醫學著作，經過她治療的病人達一萬多人次。張海迪說：“人生的意義在於貢獻，而不是索取。”在她的1981年9月28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天在雜誌上看到了貝多芬的一句話，他是一個極熱愛生命的人。‘我要扼住命運的喉嚨，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青年先鋒·張海迪》，戰士出版社，1983年］
1978年，擁有高大主攻手郎平的中國隊，還未能戰勝日本隊。但幾年之後，中國女排就讓世人刮目相看了，其間的辛苦，郎平也把它寫在了日記中：“1982年1月29日，今天是曆史紀錄，從早晨8點進訓練場地，晚6∶30結束，共10個小時，這在中國女排也是前所未有的。”
［鳳凰衛視編：《魯豫有約第二輯：歲月與回響》，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革命老人吳玉章，擔負著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他愈老愈愛做學問，從不懈怠。81歲那年，吳老在自己案頭揮筆寫下了一則座右銘：“我誌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學問而學問無專長，喜語文而語文不成熟。無枚皋之敏捷，有司馬之淹遲。是旨虛心不足，鑽研不深之過。年已八一，寡過未能，東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須痛改前非，為圖挽救，戒驕戒躁，毋怠毋荒。”
［方舟、章益編：《中國現代名人珍聞軼事》，中國華僑出版社，1990年］
北大方正的王選六十歲的時候，每周隻工作40多個小時，因為從1975年到1993年的十八年間，他一直每周工作65個小時，沒有節假日和星期天。他說：“那18年是我的創業期，當時條件差，開頭10年沒有獎金，後來報酬也不高。自己既要在第一線上奮鬥，幹得比誰都多，又要負責整個照排項目的協調管理，兩副擔子都很重。”
［劉韌、張永捷：《知識英雄———影響中關村的50個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誇和驕傲，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明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引文見毛澤東：《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49年3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在全國勝利的情況下，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同誌：“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引文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病逝，許多人因而擔心美國支持中國抗戰的政策會有所削弱。對此，《正義報》記者采訪了聞一多，聞一多說：“我覺得一般人都太看重了物質的力量，因而過分強調了英美的援助，把國內的力量忽視了……羅斯福死了，雖然民主力量受到不小的打擊，但也不過使我們奮鬥的路曲折一點而已，或者也是更直截了當一點。要緊的是我們自己，一切決定於我們，隻要我們自己不懈地努力奮鬥，前途仍是光明的，勝利仍是屬於我們的。”
［事見龍江、傳啟：《舉世痛悼殞彗星———記八教授悲痛之餘的幾句話》，載《正義報》1945年4月14日］
吳晗在清華大學的三年大學生活中，勤奮、艱辛和他始終相伴。他學習十分刻苦，除了讀書、抄寫卡片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什麼愛好。在寫文章作考訂之餘，遇到有關藏書家的曆史，都隨手抄錄下來。幾年間，共達“十數萬言”。這種刻苦、勤奮和驚人的毅力，使他取得了不尋常的成就，但也剝奪了他一切閑暇的時間。吳晗在學業上的勤奮和刻苦，很為前輩學者賞識，也得到同學們的尊重，有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太史公”。
［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傳》，北京出版社，1984年］
聞一多對於我國古典文籍有著豐厚的學力，這正是他從早年就開始自覺地刻苦學習打下基礎的。在所謂的“假期”中，他幾乎總是從早到晚讀書寫作，堅持不懈。常常是日近黃昏，室內光線漸漸陰暗，他才從窗前書桌上抬起頭來，看看外麵的天色，又拿起書卷，走到天井邊上舒展一下肢體，搶著晚霞的餘暉，繼續閱讀。入夜以後，興味更濃。夏天，天那麼熱，學習也從不中斷。夜裏，蚊子成群襲來，他還是若無其事地借著棉籽油燈光，自得其樂地吟詠他喜愛的詩篇，或一筆不苟地圈點著精彩的文章。1922年，他新婚之夕，竟然照樣在書齋讀書，直到新人的花轎來到，才把他拉出來成禮。嚴冬時節滴水成冰，但他照常沉浸在祖國幾千年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正如陶淵明的詩所說的“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王康：《聞一多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34年，著名的語音學家劉半農、白滌洲先後病故，錢玄同很悲痛，在紀念文章裏寫了“人生若朝露，為學貴及時。逝者長已矣，生者當力追”的俚語來自勵。當時錢玄同的身體已很虛弱，仍擔負師大及北大的授課任務，又日夜寫作，盡心教學。
［朱信泉等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人物傳》第4卷，中華書局，1984年］
魯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僉事，他每天上午9點多鍾起床，梳洗後直接去部裏辦公，到黃昏時返回會館。吃過晚飯，8點鍾開始抄碑，看佛經，讀墓誌，常常要到半夜一兩點鍾。買來的漢碑拓片大多殘缺模糊，抄起來極費心思，有時候抄清一張要好多天，既能避禍，又能消磨長夜，魯迅漸漸還生出校勘的興趣來。一夜連一夜的孤燈枯坐，時間也飛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王曉明：《魯迅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
20世紀20年代末，陶行知先生在中國推行鄉村教育運動，創辦了曉莊學校，受到進步人士的稱許。陶行知為了教育全校師生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曉莊學校的一切，他做詩一首：“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是好漢！”
［彥奇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史人物傳·陶行知傳》，華夏出版社，1991年］
1927年1月，國民黨黨政聯席會議作出決定，推舉宋慶齡負責組織婦女黨務訓練班。宋慶齡後來在《告女同胞書》中告誡婦女同誌，說：“我全國親愛的姐妹們啊！你們可以覺悟了自己的權利是要自己奮鬥來做代價的，指望別人恩舍是靠不住的，我指點你們一條路，你們趕快來一齊投入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來做革命工作。”
［劉家泉：《宋慶齡傳》，中國文聯出版社，1988年］
我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創始人童第周十七歲才到學校讀書，十八歲考入一所教會學校的三年級當插班生。由於基礎差，在中學讀書時十分吃力，第一學期總平均分隻有“四十五分”。學校令其退學或留級，經過再三請求，校長才允許他跟班試讀一學期。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苦讀，晚上跑到馬路上靠路燈自修”。試讀結束時，他的總成績平均分“達到七十多，幾何還考了一百分”。
［吳振標編：《名人軼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竺可楨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確立了以“科學救國”的誌向。留學回國後，他看到中國沒有自己的氣象站，氣象預報和資料竟由各列強控製，便著文疾呼：“夫製氣象圖，乃一國政府之事，而勞外國教會之代謀亦大可恥也。”在抗戰爆發前的十餘年間，他靠著水滴石穿的韌勁，不辭辛勞，在全國各地建立了40多個氣象站和100多個雨量觀測站，初步奠定了中國自己的氣象觀測網。
［王誌軍：《竺可楨：毛澤東讓他管天》，載《北京青年報》2001年7月2日］
“五卅運動”爆發後，英帝國主義竟然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造成了“五卅慘案”。但當時上海的眾報紙迫於壓力不敢說公道話，鄭振鐸異常憤怒。他決定和好友葉聖陶、胡愈之等人創辦自己的報紙。報紙創辦後，鄭振鐸把報刊發行所設在自己的家裏，讓自己家人都一起參加工作。胡愈之在鄭振鐸去世之後的悼文中說：“你把一切都丟開了，整晚都不睡覺，自己動手寫稿、編報、校對、接洽印刷，還在你自己的家門口親自賣報，所有當時參加工作的朋友都比不上你的幹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