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製以頒天下同文之國。使書於策者無不鄭重雅馴。蓋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堯舜之道也。幽平以後為史官者，褒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違舊章。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著其是非，舉周公之製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於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於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敘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故其為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顯設於文。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諱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於匿跡，猶必不能掩誌史之所書，諱其跡而著其誌，後人因誌以察跡，則向之所諱，原未嚐掩其實，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闕文，有微詞。闕文者，舊史闕誤不複補綴改正，恐擬度意指而失當時本質，則為舛為訛，後人據其舛且訛者為正義，則所害多矣，故於所不知寧闕如也。微詞者本為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為臣子之義，固當諱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跡，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為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沒於人心。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製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貫通百王，生成萬物，輿日月並而不息也。後之史書既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雜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違天地之心。論理不主於善，不協於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敘事大小錯亂，真偽糾紛，先後舛午，賓主易位，雅俗雜遝。或言其始不言其終，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歸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之事，而於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張衡之於漢儀是也。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非奉命供職。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既受詔，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史遂能遠絕後世。東觀以來，以史館叢文士，其法漸替。陳壽甚有史才，而遷、固以記繁誌寡專美於前，故壽亦慕之，不盡其才。範寧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經任傳既有成法，故寧亦仿之，未盡其意。史所以翼經，而作史者多不本於經，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經。記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信非經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篤，辯博是務也。故帝王世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暦獨引郯子之言為征，以其見諸經傳，為可信從。故知作史之法必本於經，鄭氏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裏巷之事、兒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是以說經之法必本於傳，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聖人刪詩，必使善惡並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況史籍之書所以繼往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明晦。若為善之事則詳，為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續，而人世有斷絕矣。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製其直詞，既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為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於來世，他若製度原委，處事方略，財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逐於變而棄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為，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責者或駕馭之，或防閑之，不使逸於檢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源流不盡在得失中。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當知是非決於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匏瓜之係。又不當輒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即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秦人罷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事事覆車，代代冰鑒，此朱子之說。管讀史關鍵也。班氏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跡，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誦述及，此亦可知為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左氏一書，隱桓之際傳聞多略，而臧氏、展氏頗載其事。蓋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書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閑廁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衛，故傳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別也。公孫弘、卜式皆見詆於司馬，而班氏猶為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輿。並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王通作元經，褒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後事勢之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