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福柯更是身體力行把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強調到一個新的高度：1971年創立“監獄報道小組”；1972年與薩特一起為人境移民的權益奔走呼號；1975年轉赴西班牙為遭受不公正判決的死囚進行請願活動；1978年關注伊朗革命；1979年聲援越南船民；1981年心係波蘭團結工會的命運等。作為社會底層的發掘者，福柯在癲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錯者等邊緣問題上，傾注了一生的心血。無疑，隻有把理論創新與現實關懷有機結合起來，方顯示出“高師人”的大師風采和無盡的人格魅力!
《梅貽琦先生紀念集》序
尚傳道
本文選自黃延複主編《梅貽琦先生紀念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貽琦老師是我國近現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偉大人物之一。從1898年戊戌政變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半個世紀，在我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發展過程中做出卓越貢獻、而為知識界和人民群眾敬仰不忘的偉大人物，隻有蔡元培、張伯苓、馬相伯、胡適、黃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師的名字相提並論。他們各有自己的特點。
綜觀梅老師的一生，他的突出特點是：
第一，終身獻給高等教育事業。
梅師自1914年由美國留學回國後，即到清華擔任教授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出任校長。抗日戰爭期間，梅師作為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常委之一，長期獨立在昆明主持西南聯大的日常工作。抗戰勝利複員時期，梅師又將清華發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規模。1949年離開大陸，後去台灣，直到1962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華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金息款購置的圖書資料。去台後，他先籌建了原子科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和應用物理研究所，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成今天的與北京清華並駕齊驅的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梅師於1962年病逝。
半個世紀，他把全部精力奉獻給我國高等教育事業，奉獻給我們清華。現在清華大學已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這與梅貽琦的名字是分不開的。一個人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獻給一個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的人，古今中外是少有的，而梅老師就是這樣的一個獨特的“粹然儒者”的典型。因而，我們大家從心底深處“翕然稱之，胥無異詞”。
在政治上，梅老師生活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次合作、兩次分離的時代他於1949年後雖然離開大陸並後又去了台灣，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恩來總理在京津各大學負責人的集會上公開表示：“梅貽琦先生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第二，梅老師一生辦大學，成績卓越。他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概括出具有普遍意義、帶規律性的精華，上升為理論和方略。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大師論” 他在1931年出任校長的當天，就提出：“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根據這個論點，他長校期間，千方百計地羅致當代各門學科的著名專家和權威學者為教授，始終薈聚著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為推動清華的教學和學術研究走向世界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二)“教授治校” 從“大師論”出發，他堅持“教授治校”的辦學方針，他把校長擺在“公仆”的位置上，以身作則地貫徹為教授服務，為學生服務，為國家的教育長遠利益服務。
(三)“通才教育”、“全人格”教育 他主張大學階段要重視各種基礎課程的學習知識麵要廣，以奠定進行專、深研究的基礎。主張對學生進行“智、德、體、美、群、勞”的“全人格”的教育和熏陶，以造就為國家服務實際有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