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們關心的各種公共問題發表意見，針砭時政這是關於公民社會的最直白的解釋。當然，自由並非抽象的存在，曆史永遠是具體的。使公民作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是他們已經被承認具有獨立的個人存在的資格，而這是一係列政治演變的結果。另一方麵，公民還要有必要的經濟自立能力。上述兩點相應，高質量的公民自由又會促進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出版、傳媒係，教育、科研係統則是支持公民社會的最主要的結構係統。
那麼，何以大學乃公民社會建構中的重鎮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須進一步研討公 民社會的功能，尤其須探討相對於政治建構、經濟建構而言公民社會的獨特作用。
公民社會對政治、經濟建構的正麵推動作用當然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強調的是公民社會的另外一個功能，它同樣非常重要，卻常常被忽視。這個功能就是公民社會對政治建構、經濟建構中負麵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遠與權力相關，而權力最容易激發起人類本性中最肮髒、最低級的那部分東西。用法國政治家路易斯博洛爾的話講：“政治並不是等到馬基雅維裏的到來才變得卑鄙、齷齪、殘暴與血腥。當政者們並不需要這位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官場秘書兼智囊人物去教導他們怎樣為惡……統治的欲望與權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會了當政者們欺騙與殘忍。人類學會駕馭權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戰勝對權力的貪婪。”
如果說，政治領域中對利益的追逐還要采取相對迂回的形式(統治者畢竟沒有忘記他們理論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麼在經濟領域中，人們對金錢的赤摞裸的崇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合理合法的正當之舉。人類能否戰勝貪婪僅靠政治結構、經濟結構的自身能量恐怕不夠。從批判社會學的角度看，政治領域中的權力運作與經濟領域中的市場運作都是“以成功為指向”的“戰略行為”，屬於“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範疇，說得通俗些就是“為了實現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道德評價在這裏是無濟於事的，人們在這裏所遵循的隻是強者的邏輯。民主政治、法製經濟固然是對“強者邏輯”的製約，但不能指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製度的現代化如果隻有這兩個維度，其結果顯然將是一個跛腳的、殘缺不全的現代化，甚至是一個不斷產生罪惡的現代化。
我們需要一個平衡點，社會需要一個平衡機製，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經濟建構中的負麵力量又不斷給民主政治、法製經濟輸入新的能源的製度設施。這就是公民社會。它遵循的不是強者邏輯、權力邏輯、金錢邏輯，而是正義的邏輯、良心的邏輯、知識的邏輯。如果說，政治行為中對權力的追逐、經濟行為中對金錢的追逐很有可能像兩匹烈馬，把製度現代化的戰車引入歧途；那麼公民社會就應該像一條強有力的韁繩，以社會良知的名義，矯正製度現代化戰車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適合健全人性發展的目標。
這就是公民社會獨有的功能。說大學是公民社會建構中的重鎮，就是說大學在發揮公民社會的上述功能方麵，具有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體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躍在媒體的無數為“公共領域”服務的鬥士，他們本身也是大學的“成品”。另外從結構角度看，媒體還有一個先天的弱點，那就是大部分傳媒機構本身也是經濟組織，或亞經濟組織，它們也要營利；而一旦維護正義與追求營利兩者發生衝突時，事情就會變得不妙起來。大學則不然。大學乃“天下之公器”，本質上自當是公益機構。維持大學運轉的經費來自社會，這是文明的延續與發展必須付出的成本。大學不是為賺錢而存在的，這是大學區別於所有經濟組織的根本標誌，它沒有自身獨立的經濟利益可圖。這種“清白”的身份使大學麵對社會時身正聲朗，凜然而無所畏懼。
從近現代教育史的實踐曆程看，大學乃是通過堅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會的結構性職責的，即教育、學術獨立，知識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 教育原則。在金先生的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有關這些“理念”之發生與曆史演進的精當闡釋。
中國現代意義上大學的出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事情。經光緒皇帝奏準，由大官僚盛宣懷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前身)是中國第一家公立的現代大學，建於1895年。中國第一家私立大學則是1919年由張伯苓創辦的南開大學，它是在1904年嚴氏家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今天的清華大學最初叫清華學堂，是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於1911年設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其前身則是創建於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不要看中國現代大學的出現比歐洲晚了數百年，在對現代大學理念的把握上，對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的追求上，中國第一代現代大學事業的開拓者卻表現出令人佩服的勇氣與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