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獨立的，而且相對於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或國際的市場也是獨立的。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有人——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亞洲人——麵臨的問題。我還要提出下麵一個問題：據此，大學必須有一個調節的理念。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五條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關於什麼是真理，比如何謂哲學真理、曆史的真理、真理的價值等問題，有許多解釋真理、揭示真理的類型。但是，所有這些關於真理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都不僅僅是大學裏優先關注的問題，也是學校之外，人類所關心的問題。我所提出的問題，是要知道在歐洲類
我想談第三點。不應該使這個對大學的自由的無條件的命令屈從於內在，大學沒有內在。大學應該從“自主”、從“絕對獨立”出發，與社會和政治世界這些所謂外在聯係、工作，從而去製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為，這個詞不僅僅是“職業”、“誌業”的意思，而且還有“職業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為的介入”。是一種“諾言”，一種要趨向外在的“責任”。如果區分奧斯丁的“陳述句”(天空是藍的)和“行為句”(我允許……我和某人結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為句”。一個教師教授理論知識，發揮陳述知識，這是他基本的任務。但是，他要完成的義務，他的權力，並不是理論的，而是行為的，是對義務、責任的“承諾”。那麼，這種責任就在於製造“事件”，而他是用語言製造的。當我談到“人權”時，談到“反人類罪”，這是話語製造從前沒有過的機製，製造“介入”。“反人類罪”的概念就是一個“行為句”。在一個特定時刻，一個人類團體決定用語言指示這樣或那樣的罪行為“反人類罪”，這些“罪行”應該受到懲罰。我認為，在大學裏，“Profession"這個詞就包含著這種“行為性”。我很概括地簡述一下它的困難。
旨在保持提問的自由，同時向外從事社會和政治的工作，這是大學的任務。後者是通過出版、雜誌(很多教授就是作家)、書店等實現的。也就是說這些問題是通過我剛剛所說的“行為句”實現的。近幾十年來，“行為”語言理論的研究有長足發展。這是要很快地使“語言行為”製造“事件”。比如，在婚禮上，我說“是的，我同意……”，行為句製造“事件”，但是為了使“事件”被製造出來，事件的製造者(比如會議主席)必須對此勝任，如果隨便什麼人都來當主席，那就會壞事。所以，就必須有一種法定的職業權力。行為語言意味著“我能夠……”“我擅長做……”“Ican……”“Imay……”等但是，“事件”被製造出來的條件是“行為”要得到允許。這就是說，被“行為句”製造的“事件”，它是真實的，同時又由於得到某種合約和機構的保證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這幾十年來行為理論在哲學、社會學、文學等諸多領域受到廣泛關注，那是因為人們有一個幻想：即得到一個語言在其中擁有權力的平台。我想，製造“事件”的權利是與這種權力相關的，我要把事情相對化，要指出從這個詞而來的“事件”是在這行為的權力被超過限度來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為，如果我能這樣說的話，這就是大學在向“行為性”敞開的地方，大學向發生、在發生、正在發生的事情開放。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國外的學生、移民等他人的到來。當他人像“事件”一樣到來時，就把“行為”導引上路。應該想到，在大學內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說是某種權力，行為的權力，大學“職業信仰”的權力和政治的權力，還有司法權力，都是通過強力、合約和機構建立的權力。今天，我們不能忽視在大學裏認識實行行為性的必要性，應該認識到正是在大學內部保持獨立性和社會、經濟、政治、科學的外部的這條分界線上，我們應該擔負起我們的責任。正是在這條艱難、冒險的界線上諸種事情發生了。我在結束我的開場白，然後進行討論之前，要指出，我和你們一樣，相信大學，相信大學的必要的生命力。但是，我並不是說，大學是和公園和花園一樣的空間，掩蓋人的曆史我不相信大學隻是在大學裏麵。我不相信，我提出的反抗和提出異見的五條件原則隻適用於大學裏麵。相反，這種反抗和異見的原則到處在呼喚、在實施，這可能在大學總體的外麵發生。我要說，無論什麼時候，大學的行為可能發生在天安門，可能發生在一個公園等大學之外的地方。這就是大學教師的責任，這種責任就是對學生說：一個大學生可以在討論課上使某種我們所說的那種類型的事情發生。這就是我所要說的大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