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在英國公使館的會談作好準備，顧維鈞不得不找對西藏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學者討教，通過和這些學者的交往，顧維鈞了解到所謂西藏問題的始末因果。
在使館的會談和在總統府一樣，每次大約都在一個小時左右，偶爾時間可能長些，顧維鈞在談判中常常感到問題非常棘手，因為前往談判的中國人就顧維鈞一人，而英國方麵除了公使外，還有他的中文秘書和武官。這位武官曾騎馬遊遍西藏，對西藏十分熟悉，盡管他不參與談判，但一直不離左右，在澄清某一要點和加強他們的論據時，朱爾典往往同他商量，並要他作出解釋。
有時，因為顧維鈞在談判的頭一天晚上作過充分的準備，同英國方麵針鋒相對，令對方無言以對的時候，朱爾典這時候就開玩笑說：“我沒有得到過哲學博士這樣的學位，辯論中說話沒有像你那麼流利。”
每當這時候，顧維鈞也嘲弄地說：“公使說話太客氣了。”
顧維鈞完全知道朱爾典從事外交工作多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牌外交家，他說得一口地道的中國官話，和中國人打交道經驗豐富，每一次，他總是能如願以償。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以對。
談判拖了幾個月，症結所在是後藏、前藏之間的邊界線的劃分，爭論相當激烈，常常陷於僵局，因為雙方都明白前後藏之間的不同情況。前藏與四川接壤，中國政府權力可及，而後藏則不然，實際上由於它離北京政府太遠，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它就一直想擺脫中央政府對它的控製。正是這一點，雙方堅持各自的立場，談判拖延兩年之久也沒有解決。
在武力和和平方式都無法解決西藏問題的情況下，北京政府屈於英國政府的壓力，答應由中英兩國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開會議解決西藏問題。
在這次由英國政府操縱的會議上，英國政府執意要求西藏派代表參加會議，這是英國政府的又一陰險伎倆，先入為主，造成西藏有主約權，而等同於一個自治國的印象。
會上，英國唆使西藏代表提出包括西藏獨立在內的6條草案。這些要求不僅要使西藏完全脫離中國，而且，還劃了一條囊括青海與四川西部大片土地的界限作為西藏的疆域。西藏“代表”荒謬的要求當然立即為中國代表所拒絕。
雙方再次僵持不下。
這樣，原本是侵略一方的英國，搖身一變，竟成了中國內部問題的仲裁人。英方代表麥克馬洪主持會議，打著調停的名義，幹盡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勾當。
在西姆拉會議當中，1913年11月5日關於外蒙問題的《中俄聲明》發表。英國從中大受啟發，於是提出了一個所謂“折中”的方案，欲以金沙江為界，將西藏劃分為“外藏”和“內藏”，“外藏”完全獨立，“內藏”由“中藏共管”。有了外蒙問題的成例可循，北京政府便少了許多異議。
1914年4月27日，英國提出了一個條約草案，主要內容有：
一、承認“外藏”自治，其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
二、“西藏中央政府”在“內藏”仍保留自己的已有權力；
三、中國不得駐兵藏境；
四、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
麥克馬洪還仿照沙俄的伎倆，又另擬7款作為草約，包括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企圖誘惑北京政府上鉤。但中國當時在藏有所根基，有相當一部分區域裏尚駐有中國軍隊。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軍隊，北京政府於心不甘，於勢不敢。參加西姆拉會議的代表將這個草約內容電告給北京外交部，即呈袁世凱批示，總統府和外交部對這個草案當然不滿意，堅持要進行修改，訓令尚未發出，竟接到當時的代表陳毅的來電，稱協議已經草簽。這個消息令袁世凱本人和外交部都大為吃驚。尤其是袁世凱對代表陳毅的這種大膽妄為，擅自簽下違背他本人意願和對他聲望有反麵影響的條約，大為震怒，立即召他回京，當麵彙報。同時，對外宣稱，西藏為中國的合法領土，西藏當局受中央政府管轄，根本無權與外國私自訂約，《西姆拉條約》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從而從公開的渠道拒絕了這個條約草案。
在會議期間，英方代表麥克馬洪背著北京中央政府與西藏“代表”簽訂了新的通商章程，還把9萬多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劃歸英屬印度，製造了所謂的“麥克馬洪線”。這些都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許可和承認，因此，都是非法的。